1988年，朱镕基决定整顿上海出租车行业：这已严重影响投资环境了|上海市|出租车行业|强生|杨国平|计价器

你敢信吗，三十多年前上海跑10公里出租车，司机敢开口要100美元。这事还捅到了刚上任没几个月的上海市长朱镕基的办公桌上，转头就被境外媒体转载，连香港报纸都登出了讽刺漫画。这事没被压下去，朱镕基直接拍板，必须狠狠整顿。

1988年朱镕基刚到上海的时候，整座城市正卡在转型的阵痛里出不来。财政收入从1985年的181亿元，下滑到1988年预计的153亿元，朱镕基后来自己说，那时候感觉就像坐在火山口，不知道哪天就出事。

当时上海最让老百姓闹心的就是出门，中心城区人均道路面积才2平方米，全市四千公里道路挤着23万辆机动车和600万辆自行车。四百条能走机动车的路里，三百六十八条已经完全饱和。

高峰时段市中心公交车平均时速才5到7公里，个别线路甚至只有3公里，真的比骑自行车还慢。老百姓直接编了顺口溜，叫上海一大怪，汽车没人跑得快。一平米公交车厢要塞下11个人，不少公交站还要专门安排人把堵在门口的乘客往里推。

过江更难，那时候黄浦江市里一座大桥都没有，几百万人每天全靠轮渡过江。1987年冬天一场大雾，轮渡停航四个多小时，恢复通航后陆家嘴渡口发生踩踏，最终16人死亡71人受伤，看得人揪心。

本来出租车是用来缓解出行压力的补充，结果那时候上海出租车市场，比挤公交还让人窝心。全行业有五百九十多家公司，一大半都是个体承包或者集体挂靠，连个统一的管理标准都没有。

运营车辆从1976年的176辆猛涨到1988年的近万辆，车型五花八门，大家都戏称这是万国汽车博览会。行业里一直有三个改不掉的毛病，叫车难、服务态度差、乱收费。

那时候坐出租车是件特别奢侈的事，一趟下来几十元，普通老百姓没大事根本不敢碰，就这还供不应求。司机个个都端着架子，挑拣乘客是常有的事，市民又编了顺口溜，没有大事不租车，有了大事难租车。

乱收费的花样多到你想不到，那时候没有统一计价器，就算装了计价器司机也能动手脚，路码表装在驾驶台，乘客坐后排根本看不清，跑了多少全凭司机一张嘴，发票也都是手写的。

比如有的司机套路很深，上车时路码表显示218公里，下车就跳到228公里，明明跑了10公里，收的却是10公里的差价，相当于多赚了一个起步费。去浦东要按往返收费，偏远地方司机根本不愿意去，绕路、拒载、乱报起步价，全都是司空见惯的操作。

朱镕基没把这起100美元的宰客事件，当成一件孤立的小事。他刚到上海就推外资改革，把外资项目审批需要盖的126个公章，精简成了一个图章。他心里清楚得很，上海要吸引外资，光靠政策优惠没用，软环境跟不上，人家根本不会来。

外商踏上上海，接触到的第一张城市名片就是出租车，这张名片脏了，投资环境根本好不了。1988年7月的整顿会上，朱镕基直接点将，让夏克强出任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说现在外国人都在看咱们笑话，说我连出租车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个仗必须打好。

一个月后朱镕基专门发表讲话，一开口就把话说得很重，有人说整顿是刮风，那我就是要刮这阵风。现在出租车的经营作风已经到了不能忍的地步，就是影响上海投资环境的大问题，连出租车都管不好，还谈什么搞好投资环境。

头一件事就是抓计价器，计程车本来就得按里程收费，装了计价器既能治乱收费，还方便乘客监督，国外早普及了，上海为啥推不开。朱镕基直接拍板，国产计价器质量不过关就直接从国外进口，外汇额度由市里解决。

1988年底上海从美国进口了3000台计价器，两千九百九十五台分给强生、大众这些骨干企业，剩下五台留给国内企业做研发参考。没过多长时间，全市七千四百多辆出租小客车全部装上了计价器，上海成了全国第一个出租车行业全面接轨国际的城市。

从1989年1月开始，所有出租车必须用计量部门检验合格的计价器，还要统一装顶灯和空车待租标志，整个行业的规矩一下子就立起来了。

另一件事就是放了一条鲶鱼进来，用新公司倒逼整个行业改毛病。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年仅32岁的杨国平，人家当场就立了军令状，做不好不用领导安排工作，自己去开出租车。

新公司完全是白手起家，办公室租的是闸北区和田中学一间报废教室，两百万资本金全是银行贷款，后来又贷款六千三百五十万买了五百辆红色桑塔纳。本来想叫新上海出租汽车公司，临到开业工商局说不能用上海做企业名，干脆改名叫大众。

1988年12月24日，上海展览中心广场上两百辆红色桑塔纳整齐排开，车顶的大众顶灯亮起来，大众出租正式开业。杨国平亲手定了三十二字的服务标准，扬手即停，上客问路，电话预订，约时不误，电新公司动了不少人的蛋糕，刚开业没多久，就出现部分出租车围堵大众车的事，新民晚报直接头版报道了这件事，同时点名夸了大众的服务新风。靠着公安、工商、交通等部门联合执法，不到三个月，行业里的歪风乱象就被扫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