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国务院一纸批复，撤销赣州地区和县级赣州市，设立地级赣州市和市辖章贡区。彼时的赣州，中心城区仅有一个章贡区，“一市一区”的行政格局让这座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人口近千万的城市，长期面临“小马拉大车”的困境。近三十年间，赣州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一轮又一轮调整，而每一次调整的背后，都折射出这座城市对自身发展定位的重新审视。
从“南赣”到“赣州”，行政建制的千年演进
赣南形成行政区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年），当时设置庐陵南部都尉，治所在雩都，这是赣南设立市一级行政机构之始。宋代分设南安、赣州两个政区，简称“南赣”。赣州之名的由来颇具意味——南宋绍兴年间，因“虎头州非佳名”，诏令改虔州为赣州，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此后近千年，赣州一直作为州、府治及行署、专署所在地，章贡两水交汇处的河套老城区始终是这片区域的行政中枢。
1949年赣州解放后，赣州镇从赣县划出设立县级赣州市。新中国成立后，赣州曾与海南同为全国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后历经赣西南行政区、赣南行政区、赣州地区行署等建制变迁。1998年撤地设市，是赣州行政区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但当时仅设章贡一区，中心城区面积有限，辐射带动能力明显不足。
两次关键“扩容”：南康与赣县的撤县设区
真正改变赣州城市格局的，是2013年和2016年的两次重大区划调整。2013年11月，国务院批复撤销县级南康市，设立赣州市南康区，同时将原南康市的潭东镇、潭口镇划归章贡区管辖。这次调整使赣州中心城区面积扩大至原来的近5倍。三年后的2016年，赣县撤县设区获批，赣州中心城区形成章贡区、南康区、赣县区三区格局，市城区面积达到5416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18万人。
这两次调整的成效是显著的。赣州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从2013年前的约141平方公里，增长到2020年的202平方公里，人口从130万增加到近200万。更重要的是，中心城区实现了从“两区”到“五区”（章贡区、南康区、赣县区、赣州经开区、蓉江新区）的功能格局跃升，改变了长期以来“小马拉大车”的结构性矛盾。2020年6月，龙南撤县设市获批，赣州代管的县级市增至2个，市域城镇体系进一步完善。
“强心”取代“扩容”：区划调整的逻辑之变
然而，区划调整的步伐并未沿着“继续扩容”的惯性前进。2026年初，关于上犹县撤县设区的讨论出现了明显的降温信号。上犹县民政局在回复中坦承，按照民政部内部掌握的撤县设区三项指标——基础设施与城区连为一体、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不低于70%、经济指标不低于上一年本市市辖区平均水平——上犹“在这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政策导向的转向。赣州市“十四五”规划曾明确提出“适时推进上犹撤县设区”，但“十五五”规划建议则聚焦“一核引领、三区协同、县域联动”，侧重现有城区“五区一体化”的深化，不再涉及新的行政区域调整表述。这意味着，赣州的战略重心已经从“把更多县变成区”转向“把现有的区真正融为一体”。
这一转向有其内在逻辑。当前赣州中心城区五区——章贡区、南康区、赣县区、赣州经开区、蓉江新区——虽已形成行政意义上的“五区格局”，但产业协同、交通联通、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仍有大量整合工作待完成。2025年底印发的《推进市中心城区五区一体化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发展互促互补。与其急于将上犹拉入城区版图，不如先把手中已有的五张牌打好。
一个有态度的判断
回顾赣州行政区划的变迁轨迹，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演进路径。1998年撤地设市解决了“有市无城”的体制问题，2013至2016年的两次设区解决了“城小力弱”的空间瓶颈，而当前的“五区一体化”则直面“形合神散”的治理难题。
这一路径转变具有普遍意义。在全国范围内，撤县设区政策已明显收紧，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可量化的硬性指标。对于赣州这样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900万的超大地级市而言，简单追求行政区划的外延扩张，边际效益正在递减。真正决定城市竞争力的，不是辖区的数量，而是中心城区的集聚能力、产业能级和治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赣州当前“做强内功”的选择，比继续“摊大饼”更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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