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20日，台北，54岁的傅斯年在台湾省参议会答复质询后突发脑溢血，当晚去世。台大校园里的钟楼此后每天敲响二十一下——因为他生前说过，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要留三小时思考。
这口“傅钟”至今仍在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以“傅大炮”闻名的历史学家，在去世前几年做了一件让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瞠目结舌的事：他把苏联骂了个底朝天。
他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里写下的一句话，八十年后仍被人反复引用：“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
1940年代的中国舆论场上，说苏联好话是安全的，说苏联坏话是要冒风险的。傅斯年为什么偏要迎头一炮？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从仰慕到决裂
傅斯年并不是天生反苏的人。1919年的时候他才刚从北大毕业，那时候他是新潮杂志上的主编。这一年他在新潮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十月革命是：“现在应该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他们做引子”。
那时候他的眼里看到的是一个贫穷很弱的一个国家，写的文章里写的也是对这个新世界的向往。那个时候傅斯年跟那个时候大多数追求进步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的。
真正让他改变的，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到了英国去了七年。1920年的时候他去到伦敦大学，在1923年他就转到了柏林大学，学习实验的心理学和比较的语言学，甚至连老师给的物理学的一些小东西他也做了尝试一下。
科学训练教给他第一课就是要看事实而不是看那些口号了。等到几年以后他拿着这些方法再在斯大林那个国家身上做了一些调查的话，结果也已经很难去温和了。
更重要的是，傅斯年不是只看书里面的那些宣传册就下一些判断的这个人了。他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所，一辈子都是在跟档案、证据还有辨伪打交道。一个连上古的一些事情还要拿甲骨文来反复对勘的学者，不可能会对苏联的那种“完美的一个样子”完全去相信。
它问的是你们说你解放了人类的时候，把哪个证据找出来啊？你说你现在代表工人们的时候，这些工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呢？你是不是消灭掉了阶级然后那些新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三句话解剖一个体制
傅斯年在文章里做的一个特别好的概括，把苏联的模式说成三句话了。第一就是：“自己垄断式的资本主义”、“选人用的封建主义”，“唯物论的东正教会”。
第一个谈到就是国家对自己的所有的东西给它自己都控制好了，然后个人就自己耕种的地也没有属于自己了。斯大林从1928开始强制推行集体的农民，把那些农民的土地、农具还有牲口，都是让这些被收归国家所有的。谁反抗就会受到镇压。
结果1932到1933年的时候，乌拉就要出现一些严重的饥荒，学术上都说那个死亡的人在几十万之多，在整个苏联范围里面的死亡人数可能都达到了700万以上。就在那个时候，苏联还在把那些粮食拿出来换外汇的啊。
傅斯年看到了就是因为国家垄断了一切的东西之后，它不是去让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去富了，而是这些普通的一个老百姓都是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上面还要受到一些很大的一个控制了。
第二一个是特权的阶层呢，表面上每个人都一样的，其实他们很不平等。比如说有的人住专门的疗养院啊，还会逛那些专门为的一些商店和坐自己的一些车，在外面走的话，就又可以去吃那种自己专门有的餐厅。
还有就是老百姓会排几小时去要买一些面包，可是就会有一个特别长的队伍来要买这些面包呢。在1937到1938年的时候，苏联发动了一场叫做“大恐怖”政治镇压的运动了，在这两年里面就有很多超过一百多万的人被抓住了，有六百多人都直接就被给杀了。
第17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那些中央委员们有51个都是被处死了的，军队里面的那些高级将领都被清洗了一大半啊。傅斯年把这些都说叫做“选择式的封建主义”。
这三句话他用了很狠的一个字：它不是一个老是一传一的这种世袭了，而是一个个层一层去给挑了起来然后又加在自己的身上的一个等级的东西。比以前那些封建王朝更难被人看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个“进步”的一个外衣啊。
第三句最要命。他把苏联对思想的垄断比作中世纪的教会——教义从上帝换成了唯物论，但控制的手段是一脉相承。禁书、审查、洗脑教育和揭发文化，一样都不落下。一个国家如果连音乐、绘画或者是生物这方面的知识都要由政治权力来裁决，那么它就不能说是解放人了，而是重新制造了一个更严密的奴役。
在那个时候，一个学者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解密档案的情况下把这样一套庞大的制度研究到这种程度，不是靠消息灵通，是靠史学直觉和逻辑的力量。
现实刺激下的决断
真正促使他写下那些尖锐的文字的，还是抗战胜利后发生的一些很实际的事情。雅尔塔的秘密协定签订的时候，中国政府是没有参加谈判，美英苏私下敲定了损害中国主权的一些条款。
把东北的铁路还有港口一些权益和外蒙古的问题都当成是交易的筹码，让当时的情况变得有点让人心里不舒服了。苏联军队进驻东北之后拆运当地的一些工厂设备的行为，在他心里变得更加不能接受了。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时候前后，外蒙古通过被操弄的一个公投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在东北的时候，苏联把它给当成战利品。
这些都是让他觉得非常的不安的事情，让他们看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家做的一些事情不是那么的让人觉得满意，这个国家虽然叫解放了人，但是却做了更多的事。
他没有只是单单去骂苏联了，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问题，比如中国到底是该走什么路呢？有很多的知识都把苏联当成人类未来的样子，傅斯年他就会认为如果说按照那个样子来做的话的话，可能会换出来的不是自由还有就是很富强的这个样子。
可能就是在一个更彻底一点和更精密一点的方式下的专制机器，这样的东西都是让中国人自己给相信了。
他对这种做法是有点担心的，他的这些担心其实就是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自己想看看看苏联到底是怎么做的呢？然后他就觉得如果中国的国家自己做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厉害的一样的东西来。
他在“仰慕苏俄”变成“痛骂苏俄”，这都是大概差不多花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他并不是背叛了他们，也不是翻脸的那一个样子，只是有一件事：就是让他训练出了一种用证据来说话的一个方法，现在在今天读的时候，还是像刚刚出炉的样子，这样可能才是这个傅斯年真正值得被听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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