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文考略4——江西史前聚落、城址与早期文明形态》|人文考略|十大考古|史前聚落|城址|樊城堆|江西省|石家河|良渚|遗迹

一、走出器物比对，看见文明形态

赣鄱史前考古已逾一甲子。成绩不小，问题也不少。多年来的重心，一直在器物类型、年代分期和文化归属上打转。樊城堆文化怎么界定，与拾年山文化怎么承接，跟石家河、良渚怎么互动，这些讨论构成了基本框架。基础打牢了，却也形成惯性：材料反复比对，聚落如何组织社会、礼仪如何产生权力、城邑如何整合区域，这些问题很少被系统追问。

局限出在标准上。默认“文明”的尺子来自外面，或是中原的青铜礼器，或是良渚的玉器祭坛。赣鄱遗址的价值，常被简化为“受中原影响”“与良渚有关”“有地方特色”。仙人洞的稻作、樊城堆的扩展、牛城的城垣，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们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山地、丘陵与湖沼交错的地方，社会怎样一步步走向组织化、层级化和礼仪化？

把赣鄱史前遗存看成一个连续的文明化序列，而不是孤立的遗址点，是本文的前提。从两万年前的仙人洞陶器，到一万年左右的栽培稻，到樊城堆时期赣中平原的开拓，再到商代牛城的中心城邑形态，这一序列跨越万年，覆盖赣江中下游与环鄱阳湖地带。它不是中原或良渚的翻版，而是一条有自身逻辑的道路。

二、洞穴与台地：稻作萌芽期的复合生计

根基在洞穴与台地之中。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的地层堆积，提供了华南罕见的完整序列。下层距今约一万五千年至两万年，上层距今约九千年至一万四千年。植硅体证据显示，先民在盛冰期已利用野生稻，至一万年左右出现栽培稻迹象。这一时序把赣鄱置于世界稻作起源的核心地带。

稻作起源不宜简化为“农业革命”。仙人洞与吊桶环的动物遗存全是野生的，以鹿科为主，兼有野猪、鸟类和水生瓣鳃类。稻作利用之初，生计仍是狩猎采集与植物利用的复合体。稻属植物的利用，嵌在以洞穴为居所、以山林湖沼为资源领域的体系之中。赣鄱早期人群没有因稻作萌芽而放弃山地与水域。定居形态从一开始就是多资源取向的。

地理环境起了关键作用。仙人洞所在的万年大源盆地，处于怀玉山与鄱阳湖平原的过渡地带。洞穴提供庇护，台地与河谷边缘宜住宜种，周边丘陵与湿地保障狩猎、采集与捕捞。这种“洞穴—台地—河谷—湿地”的利用格局，构成了赣鄱早期定居生计的基本范式。它不同于中原旱作农业依托冲积平原的模式，也不同于良渚在密集水网中控制水资源的路径。赣鄱的早期定居，是在山地与湖沼的缝隙中找生存空间，以多资源互补对冲单一农业的风险。

这一生计基础影响深远。稻作此后数千年渐成主要农业形态，但始终未取代渔猎与采集的补充地位。复合生计塑造了经济弹性，也塑造了聚落选址的逻辑：近水而不淹，靠山而可守，临田而可耕。后世赣鄱宗族村落“依山傍水”的格局，深层结构正可追溯至此。

三、樊城堆：台地聚落与盐业驱动的社会复杂化

从散居点到较大聚落的转变，在赣中平原的樊城堆文化阶段尤为清晰。樊城堆文化分布于赣江及其支流两侧的丘陵与河谷冲积平原相间地带。拾年山、樊城堆、筑卫城等遗址，均坐落于较高的山岗台地上，周边低处为水田，适合稻作，台地适宜居住。这一“台地—水田”配置，是赣鄱史前聚落选址的典型形态。

樊城堆文化较其前身拾年山文化，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遗址数量迅速增加，意味着人口增长与赣中平原的全面开拓。二是盘形鼎与有棱座豆大量出现，其中盘形鼎被部分学者推测与晒盐有关。赣中平原新余—丰城一带存在第三纪湖泊相沉积型盐矿，部分矿体埋藏较浅，具备早期开采条件。若盘形鼎确为晒盐工具，樊城堆文化的扩张动力便不止于农业，更来自盐业资源的开发与贸易。盐是稀缺资源，其控制与流通足以催生跨区域经济联系和社会分化。

手工业分工的迹象也趋明显。陶器制作水平提高，石器与骨器加工趋于专业化。土坑烧壁墓这一独特葬式持续使用，表明丧葬仪式已成为稳定的社会制度。墓葬头向向西、肢解葬法的保留，以及瓮棺葬所反映的石家河文化因素，都指向一个正在复杂化的社会：既有深厚的土著传统，又开始在区域互动中吸收外来元素。

樊城堆阶段的关键意义，在于公共活动空间与仪式行为的制度化。聚落不再只是居住场所，而开始承担祭祀、集会与丧葬等公共功能。社会关系已超越单纯的血缘共同体，进入以地缘和职能为纽带的组织化阶段。资源分配、劳动协作与仪式活动交织，推动社会分层初步形成。距今约4300至3700年，正是长江中游社会加速复杂化的时期。赣鄱先民以“台地聚落—盐业资源—稻作农业”三位一体的方式，参与了区域文明的竞逐。

四、牛城：中心城邑的空间形态与权力表达

新干牛城遗址则标志着这一趋势的中心化结果。牛城位于赣江中游的新干县大洋洲镇，占地约38万平方米，由外城、内城及内濠三部分组成。现存外城墙2565米，内城墙1424米，筑造年代约在公元前1255年至公元前1195年之间。城址因丘陵地形就势建造，平面呈不规则梯形。东面依山壁筑墙，南、西、北三面有护城河。城内发现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及建筑遗迹。

牛城的城邑形态有多重意义。夯土城垣与护城河组合，表明具备军事防护功能。外城、内城与内濠的区分，暗示城内存在功能分区和等级化的空间秩序。大型夯土台基及建筑遗迹，可能承担公共仪式或权力展示功能。这些要素综合起来，指向一个具备中心聚落功能的早期城邑。它不只是更大的聚落，而是对周边区域具有资源调配、人口吸纳和仪式整合能力的空间节点。

牛城与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关系，是理解其区域中心地位的关键。大洋洲商墓距牛城仅2.8公里，出土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是长江以南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代墓葬。墓葬陶器组合与牛城遗址出土陶器高度一致，学界据此推断墓主人生活在牛城城内。这一关联表明，牛城不仅是聚落中心，更是权力中心。青铜礼器、兵器与玉器的集中占有，意味着对稀缺资源和技术知识的控制。高等级墓葬的存在，意味着身份等级与权力继承的制度化。

称牛城为“城邑”或“中心聚落”，不等于界定为“国家”。城邑出现标志着权力集中化和空间层级化的一个阶段，但距成熟的科层制国家仍有距离。更有意义的追问是：牛城如何组织其腹地？通过什么机制——贸易、军事保护、仪式权威——维持对周边散居聚落的吸引力与控制？答案或许在赣鄱特有的资源地理：赣江中游的水运通达、盐矿资源的控制、稻作农业的剩余产品，以及通过鄱阳湖水系与外部世界交换青铜原料的通道，共同构成了中心城邑赖以存在的物质与政治基础。

五、阶层、礼仪与治理：从遗存看社会秩序

将考古遗存转化为文明形态研究，关键在于把墓葬等级、器物差异与空间分化理解为社会秩序的物质表达，而非类型学或年代学的素材。

大洋洲商墓的材料在阶层分化方面具有指示性。出土兵器232件，为已知商代同类遗存中数量最多。青铜礼器三十余件，包括鼎、鬲、甗、簋等食器组合，以及铙、镈等乐器。这种“食器—乐器”组合，是权力与神圣性的物化表达。墓主对青铜资源的独占，不仅意味着经济富裕，更意味着对礼仪权力和军事力量的垄断。墓葬陶器与牛城遗址陶器一致，将等级分化锚定在具体聚落空间之中：权力中心就在牛城，墓葬主人就是这座城邑的统治者。

礼仪空间的形态不如良渚祭坛宏伟，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牛城城内的5000平方米夯土台基、红烧土建筑遗迹、鹅卵石通道，以及樊城堆文化中持续使用的土坑烧壁墓，共同构成一种“嵌入式”礼仪空间。它不在聚落之外另建独立祭祀中心，而是将仪式功能嵌入城邑与聚落的核心区域。这种配置与赣鄱社会的权力形态相适应：权力不依赖大规模公共工程来彰显，而通过对关键资源——盐、铜、水运节点——的控制和仪式性消费来维持。

社会治理形态的推论应保持审慎。牛城的防御体系、中心聚落对资源流通的介入、高等级墓葬所暗示的身份继承，指向一种“中心—腹地”式的区域秩序。中心城邑可能承担资源调配、冲突调解、仪式组织和防御管理的复合功能。但这种治理并非科层化的行政控制，更接近以仪式权威和资源再分配为基础的“聚落间等级关系”。赣鄱的湖沼山地环境，使大一统式行政控制难以覆盖分散的河谷与台地聚落。中心城邑的权威，更可能通过水路网络的节点控制和周期性的仪式聚集来维持。这种“松散性”是适应湖沼山地地理的理性选择，而非文明化程度不足的表现。

六、三种文明模式的并行与互动

将赣鄱早期文明置于长江流域文明化进程的整体格局中考察，其独特性与关联性同时显现。

从时序看，赣鄱文明化起步并不晚。仙人洞的陶器与稻作证据距今约两万至一万年，樊城堆文化的聚落扩展在距今约4300至3700年，牛城城邑的筑造在商代晚期。这一序列在时间上与中原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良渚文明鼎盛期大致平行，而非“滞后”于中原。

从模式差异看，三种文明形态对应三种地理—生计—社会的组合方式。中原河谷城邦依托广阔冲积平原的旱作农业，形成以礼制秩序和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良渚水乡文明以密集水网控制和玉器礼制为标志，权力通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宗教仪式来彰显。赣鄱的湖沼山地型文明，以稻作、渔猎、山林采集与水运的复合生计为基础，以“台地聚落—盐业资源—水运节点”为空间组织逻辑，以中心城邑对分散聚落的资源整合与仪式权威为权力形态。这不是发展程度的差异，而是适应策略的差异。

互动不可忽视。吴城文化中商文化因素与土著因素共存，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中“中原型”“融合型”与“土著型”三类器物并存，表明赣鄱地区在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参与了与中原及周边区域的技术与观念交换。赣鄱先民并非被动接受者：他们将外来因素纳入自身的礼仪传统和权力表达体系，形成以虎为崇拜、以青铜食器与乐器为组合的地方性礼乐制度。交流的结果不是同质化，而是在互动中强化了区域主体性。

七、南方湖沼山地型文明：一个解释框架

由此可以提炼出“南方湖沼山地型早期文明”这一解释框架。

这一模式的地理基底，是山地、丘陵、河谷、湖沼与湿地的交错分布。它既不同于中原的一望平原，也不同于良渚的密集水网。聚落形态呈现“依山傍水、散居与中心并存”的特征：早期以小型洞穴、台地和河岸散居点为主，随着社会复杂化，出现台地聚落和区域性中心城邑，形成“散居村落—中心聚落—城邑”的三级空间层级。聚落选址的核心原则是“近水而不淹、靠山而可守、临田而可耕”，这一原则在后世赣鄱宗族村落中得到了惊人的延续。

生计结构上，稻作、渔猎、山林采集与水运交通的复合经济，构成了文明化的物质基础。稻作农业提供了定居可能与人口承载力，渔猎与采集保障了生计的稳定性与多样性，水运赋予社会流动性和区域连接能力。复合生计的经济弹性，使赣鄱社会在面对气候波动和外部压力时具有更强的适应力，也使中心城邑的形成不必然依赖对单一农业剩余的大规模榨取。

文明路径上，赣鄱模式表现为“由散居点到中心城邑的渐进中心化”。与良渚文明在短时间内通过大型水利工程和宗教动员实现权力集中不同，赣鄱的中心化进程更为渐进和务实。樊城堆阶段的台地聚落扩展和盐业贸易，为商代牛城城邑的出现积累了经济基础和组织经验。牛城城邑的形态——依山筑墙、因势设濠、内城与外城的功能分化——是赣鄱先民在丘陵地貌中实现中心化的空间策略。其权力表达方式偏重于对水运节点和稀缺资源的控制，而非对大型公共工程或巨型礼仪建筑的动员。

文化性格上，赣鄱早期文明呈现“封闭中的开放”特征。山地屏障提供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使赣鄱社会得以保持聚落形态、器物风格和礼仪传统的地方特色。湖沼水系则提供了对外交流的通道，使赣鄱先民能够参与青铜技术、玉器观念和陶器形制的区域交换。这种“山锁湖通”的格局，塑造了赣鄱文明既非孤立封闭、亦非被动模仿的主体性姿态。

八、从史前聚落到后世乡土：连续性的线索

赣鄱史前文明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解遥远的过去，更在于揭示江右文化深层结构的史前根源。从史前聚落形态到后世乡土制度之间，存在一条可以辨识的连续性线索。

聚族而居的传统，在赣鄱史前聚落中已见端倪。樊城堆文化的台地聚落、牛城的内城空间，都是以血缘或地缘共同体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空间形态。这种聚落凝聚方式，在后世宗族村落中获得了更为制度化和礼制化的表达，但“聚族而居”的空间逻辑一脉相承。

山水信仰的延续同样值得注意。赣鄱早期人群对山川、湖泽、土地的祭祀，虽在考古材料中难以直接捕捉，但从墓葬头向、瓮棺葬式以及聚落选址中对山水的依傍关系，可以推测自然崇拜在早期精神秩序中的核心地位。这一传统在后世赣鄱民间信仰中以“社公”“水口”“风水林”等形式获得了延续和转化。

稻作社会秩序的影响更为深层。赣鄱的稻作农业自仙人洞以来延续万年。稻作不仅是一种生计方式，更是一种时间节律和社会组织原则。农时周期塑造了村落生活的节奏，水利协作催生了超越单个家庭的劳动组织，稻米的经济价值构成了乡土交换与礼仪消费的基础。

中心聚落传统在空间形态上亦有延续。牛城作为赣江中游的区域中心城邑，其选址逻辑——临水、控路、据台地而建——在后世赣鄱的县城、圩镇和宗族中心聚落中反复出现。早期公共礼仪空间和社会治理机制，也可能在后世的祠堂、乡约、地方祭祀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祠堂对应史前的公共仪式空间，乡约对应中心聚落的调解与管理功能，地方祭祀对应山川信仰的仪式化表达。

九、多重条件交织：文明化发生的历史背景

赣鄱史前聚落、城址与早期文明形态的出现，是多重历史条件长期交织的结果。

末次冰期结束后，全球气温显著上升，长江中下游水系格局发生重大调整。鄱阳湖盆地逐渐形成，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河汇入其中，构成以鄱阳湖为中枢的向心状水系网络。全新世大暖期为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关键窗口。距今约一万两千年至九千年，长江中下游年均温比现在高出约2至3摄氏度，降水充沛，为野生稻繁茂与人工驯化创造了条件。

生计革命方面，仙人洞与吊桶环的年代跨度约从距今三万五千年延续至九千年，完整记录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历程。稻作驯化并非突然的“革命”，而是持续数千年的渐进过程。距今约一万两千年左右，人工驯化稻植硅石开始出现，同时伴随石铲、蚌刀、蚌镰、穿孔石器与石磨盘等原始农业工具出土。但狩猎采集仍是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合生计模式深刻塑造了赣鄱文明化路径，使中心聚落的形成不必依赖对单一农业剩余的大规模榨取。

资源动力方面，赣中平原新余—丰城一带存在第三纪湖泊相沉积型盐矿，部分矿体埋藏较浅，具备早期开采条件。樊城堆文化的扩张，与这一盐矿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之间存在高度时空吻合。盐是生活必需品和稀缺资源，其控制与流通足以催生跨区域经济联系，并为社会分化提供物质基础。这一动力机制，在中原表现为对铜矿和盐池的争夺，在良渚表现为对水网和玉料通道的控制，在赣鄱则表现为对盐矿与水运节点的双重掌控。

区域互动方面，距今约五千年前后，长江中游进入区域文明竞逐的活跃期。北有石家河文化，东有良渚文明，赣鄱地区以樊城堆文化及后续的吴城—牛城文化体系参与其中。樊城堆遗址中发现的瓮棺葬，被认为是石家河文化人群南下留下的习俗印记。吴城文化中商文化因素与土著因素共存，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中三类器物并存，表明赣鄱社会在商代已深度参与跨区域的技术与观念交换。区域竞争的压力可能加速了赣鄱社会的中心化进程。牛城的夯土城垣与护城河体系，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下的空间回应。

十、史前遗存的历史功能与最早文献

赣鄱史前遗存在历史上发挥了四重功能：定居生计的组织功能、社会分化的容器功能、区域整合的节点功能、文化认同的锚定功能。然而，这些“作用”本身并未被当时的文字所记录——赣鄱史前社会尚未进入有文字的文明阶段。

先秦文献中与赣鄱相关的零星记载，包括《山海经·海内经》的“赣巨人”神话、《尚书·禹贡》的“彭蠡既渚”地理描述以及《战国策》的三苗传说，属于认知框架性质的文化记忆，而非对史前遗存的实证记录。这些记载具有非实证性、神异化与框架性的共同特征。

真正具有文献证据意义的“最早记录”，是南宋杜绾《云林石谱》中关于新淦县白羊角、凌云岭出土石质箭镞的记载。原文为：“临江军新淦县数十里，地名白羊角、凌云岭，顶上平如掌，皆时塞基。地中往往获古箭镞，锋而刃脊，其廉可刿，其质则石，长三四寸许，间有短者。”杜绾的原文准确描述了石镞的形态特征，其发现地点与后世考古确认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高度重合。考古学家饶惠元在1956年发表的《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中确认：“江西发现新石器，远在宋代即见载于云林石谱。”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中同样引用了这段记载。清代同治九年《清江县志》对樊城堆遗址“樊城樊将军旧宅”的记载，则代表了地方志对古迹的追溯性命名。

十一、万年稻作与南方青铜的当代回响

赣鄱史前遗存的当代意义，可以从两个方向把握。

向内看，它们为中国“一万年文化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证。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两万年的陶器与距今约一万两千年的栽培稻植硅石，构成了“一万年文化史”最直接、最有力的物质证据。牛城与吴城文化体系则证明长江中游在商代已经发展出具有区域主体性的青铜文明。这些发现使赣鄱地区从“边缘”的考古区域，上升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地带。

向外看，赣鄱史前文明正以多种方式参与国际知识对话。万年稻作起源的植硅体证据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文件采纳，成为全球农业起源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贡献。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已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传统稻种与东乡野生稻含有丰富的抗病、抗虫、抗逆基因，为当代农业的基因多样性保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种质资源。新干大洋洲商墓与牛城遗址的关联，为国际早期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非中原中心的案例：一个位于山地湖沼地带、以复合生计为基础、以水运网络为区域整合机制的青铜文明，如何在与中原的互动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

十二、未完成性与未来的演绎空间

赣鄱史前遗存的未来演绎，源于材料本身的“未完成性”。这种未完成性体现在年代序列的缝隙、空间覆盖的不均衡与解释框架的开放性三个层面。

考古实证的未来突破，可能来自山地聚落考古的推进、牛城遗址的持续发掘以及赣江—鄱阳湖水下考古的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未来空间，包括古DNA研究对人群遗传来源的回答、同位素分析对生计模式细节的揭示以及环境考古对气候波动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精细化。文明模式比较的未来前景，取决于“南方湖沼山地型”能否在与世界其他山地—水域交错地带的比较中获得共鸣，从而从描述性概念上升为解释性概念。遗产活化的未来形态，则可能沿着数字化与虚拟重现、研学旅行与公众考古、文创产品开发等方向继续拓展。

未来演绎的积极意义在于深化文明认知、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区域发展。消极风险则在于过度商业化对学术审慎的侵蚀、解释的随意化对知识准确性的损害以及学术碎片化对整体性思考的忽视。如何在开放演绎与审慎实证之间保持张力，是未来研究必须面对的课题。

赣鄱史前聚落、城址与早期文明形态，并非零散的考古对象，而是一条连续证据链的不同环节。从仙人洞的稻作萌芽与洞穴定居，到樊城堆的台地聚落与盐业贸易，再到牛城的夯土城垣与权力集中的物质表达，赣鄱地区走出了一条与中原河谷城邦和良渚水乡文明并行、且相互交流的早期文明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地理基底是湖沼山地的交错结构，生计基础是稻作与渔猎采集水运的复合体系，社会演进逻辑是从散居共同体到中心城邑的渐进中心化，文化性格是“山锁湖通”格局中的主体性开放。

理解江右文化，不能只从宋明士人的书院讲学或近代商帮的帆影桨声开始。那些更为深远的结构——聚族而居的空间逻辑、山水相依的信仰传统、稻作社会的组织节律、中心—腹地的聚落体系——都已在史前赣鄱的山水之间埋下了最初的种子。赣鄱文明最初的形态，是在山与水之间组织社会、建立礼仪、形成权力的漫长实践中逐渐生成的。这条道路的起点在仙人洞的洞口，其第一个高峰在牛城的夯土城垣上。从那里开始，赣鄱的历史获得了自身的节奏和方向。

参考文献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 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发掘简报[J]. 文物，2022.

[2] 饶惠元. 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学报，1956.

[3] 陈星灿.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 杜绾. 云林石谱[M]. 南宋绍兴年间.

[5] 郭璞注. 山海经·海内经[M]. 晋代.

[6] 尚书·禹贡[M]. 战国.

[7] 战国策·魏策二[M]. 战国.

[8] 同治九年. 清江县志[M]. 清代.

[9] 张嗣介. 赣州七里镇窑[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0] 肖发标. 江西赣州七里镇窑址发掘报告[R].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

[11] 刘新园. 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J]. 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