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6日上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会议室里，一份布告的草稿摆在桌面上。布告的内容不长，核心只有一句话：收回北京市内所有帝国主义兵营的占地，其建筑全部征用。与会的几个人把措辞反复推敲了一遍，签字，盖章，送出去张贴。
从这一刻起，东交民巷的命运进入了倒计时。
这不是一句空话。使馆界的四周筑起了高约6米的围墙，墙头上架着炮台和碉堡，墙外挖了壕沟，各出入口设有铁门和岗亭，外国士兵持枪站岗。使馆界内不仅有各国使馆，还有兵营、银行、饭店、俱乐部、教堂和邮局。界内的行政权、警察权、司法权，全部由外交团和各国自行行使。清政府无权过问，中国人不得在界内居住。
这条规矩执行了将近五十年。北京的中国人从东交民巷经过的时候，只能走墙外的那条窄路。围墙里面是一个独立于中国法律之外的空间，一个嵌在首都心脏地带的“国中之国”。
1949年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入城仪式之前，毛主席专门给入城部队下了一道命令：进城的时候，必须从东交民巷穿过去。
这道命令的政治含义不需要解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走哪条路都可以，偏偏选了东交民巷。部队从这条被外国兵营占了几十年的街道上列队通过，本身就是一种宣告。50多年来中国军队终于第一次踏上这片距离紫禁城咫尺之遥的土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面对的第一个外交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那些还赖在东交民巷里的外国兵营。当时新中国还没有跟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兵营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依据。它们的存在，是旧条约体系的残留物，是半殖民地时代的活化石。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布收回市内帝国主义兵营的占地，其建筑全部征用。布告张贴出去的同一天，军管会召开联席会议，对征用行动做了具体部署。
各方人员研究制定了应对措施和“先礼后兵”的行动方针，决定分成4个行动小组，每组4个人，两个人负责交涉，一个联络，一个拍照。先通过布告和命令，通知对方限期交出兵营，如遭拒绝再强制征用。
第二天，1月7日，军管会工作人员白平以北京市军管会的身份，向荷兰原领事费渊送达并宣读了命令：限七天内将兵营腾出。费渊试图推脱，说自己只是普通侨民，无权解释军管会的命令。
命令送达的对象不止荷兰一家。美国、法国、荷兰（占用前德国兵营）的兵营都在征用之列。每个兵营收到的命令是一样的：七天之内，腾空，交还。
七天，是一个精心计算过的时间。足够对方收拾东西撤走，不至于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毁的纠纷，但又不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串联、拖延、讨价还价。七天一到，兵营必须交出来。
铁门打开了
布告贴出之后，一些外国兵营马上采取措施，有的加固了门窗，有的干脆用沙袋、杂物之类把大门给顶起来。
1月7日一大早，英国前领事高来含、法国前领事伯亚乐、荷兰前领事费渊、比利时前领事马蓝阁以及意大利前领事梅尔凯匆匆驱车来到美国“领事馆”，参加柯乐博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柯乐博希望在座各位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抵制军管会的命令，拒不交出兵营。
但令他失望的是，各位前领事神情沮丧，态度消沉，对他的建议反应消极。英国前领事高来含干脆以没有接到军管会的正式通知为由，提前退场，一走了之。
柯乐博并不死心。他起草了一封致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信，试图以旧条约的“法理”向人民政府“据理力争”。写好之后，他觉得作为“外交人员”同军管会谈条约问题不太合适，于是将抬头改为致周恩来外长。
1月9日一早，柯乐博将函送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外事处收到信函之后，立即告诉他：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博作为普通外国侨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向中方表明态度。信函被当场退还。
柯乐博赶紧向美国国务院请示。美国国务院指示他继续对抗。他又在1月13日再次写信给周恩来外长，并电请美国国务院，建议利用英国人正就建交问题同人民政府接洽的机会，由英国政府出面斡旋。
1950年1月14日到1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收回了前美国、法国、荷兰在北京兵营的地产，并征用了各该地面上的兵营和其他建筑物。
过程比预想的顺利。没有武装对峙，没有激烈的外交争执。命令送达之后，相关国家的领事馆开始收拾东西。七天期限一到，军管会的人员进入兵营，清点建筑，接收地产。
东交民巷使馆界的那堵墙上，外国士兵的身影消失了。铁门不再有人站岗，围墙内外的界限被抹掉了。中国武装人员进入东交民巷，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
兵营收回之后，东交民巷并没有立刻变成一条普通的北京街道。一些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继续在东交民巷保留使馆。使馆是外交机构，不是兵营。使馆的存在是正常的国际交往，兵营的存在是武装占领的遗物。两者的区别，就是1950年1月6日那份布告要划清的东西。
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50年1月6日布告颁发布，中间隔了将近五十年。这五十年里，东交民巷的围墙里面是另一个世界。1950年1月的那道命令，只给了七天。七天之后，那个世界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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