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7年，一位83岁的老人在吐鲁番病逝。
乾隆得知消息后，赐银五百两、派专使前往祭奠。
这个待遇，在清代功臣中极为罕见。
更罕见的是，这位老人既不是满洲勋贵，也不是汉人将领，而是一位维吾尔族的地方首领额敏和卓。
乾隆在给他的御制赞中写道：其心匪石，不可转移。
这八个字，在清代两百多年的历史里，只给过极少数人。
额敏和卓的前半生，几乎都在逃亡和抵抗中度过。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进入吐鲁番盆地时，额敏和卓正担任辟展的阿奇木伯克。
当时的吐鲁番有大小城堡29个，大部分被准噶尔控制，当地人多受其陵夺，切齿日久。
额敏和卓率众归附清朝，成为吐鲁番地区最早投靠清廷的地方首领之一。
但归附并不意味着安全。
1731年，准噶尔三次围攻鲁克沁城，额敏和卓带着部众守了四十多天，杀死进攻者两百余人。
雍正专门下旨表扬他诚心归向我朝，努力奋勇。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732年。
那一年，清军从吐鲁番撤退到巴里坤，准噶尔对吐鲁番的袭扰变得更加频繁。
额敏和卓判断，凭自己一部之力无法守住吐鲁番，与其等着被报复性屠戮，不如主动东迁。
1733年，额敏和卓率领一万多人到达瓜州。
这次迁徙改变了河西走廊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清朝对新疆事务的认知。
清政府给这批移民分配土地、房屋，提供农具、耕牛和种子，免除赋役。
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官府借出仓谷，遇到荒年就直接豁免。
额敏和卓因此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
这批维吾尔移民在河西待了二十多年，开垦熟地20多万亩。
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在管理这批移民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维吾尔人的治理方式。
这些经验，后来被直接用在了统一新疆之后的施政中。
1754年，额敏和卓已经60岁，清军西征准噶尔，他跟着军队回到了西域。
1755年，达瓦齐之乱平定，吐鲁番不再有准噶尔的威胁。
1756年闰九月，额敏和卓终于等到了回家的命令。
他带着2452户、8578人返回鲁克沁，在离开二十四年后，重新站在了故土上。
但他没有时间养老。
回到吐鲁番的第二个月，另一位地方首领莽噶里克发动叛乱。
额敏和卓守住鲁克沁城，派人向清军通报消息，协助平定了叛乱。
1757年，大小和卓在喀什噶尔、叶尔羌举兵自立。
乾隆传谕额敏和卓参赞军务，在前队行走。
次年，清政府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晋额敏和卓贝勒品级，并明确告诉雅尔哈善要与额敏和卓悉心计议。
在攻打库车的战斗中，64岁的额敏和卓被炮弹击中右颧骨。
他拒绝后撤，说我受圣恩厚，必舍身力战。
乾隆得知后专门下谕，让他不可冒险攻城，致有疏虞。
雅尔哈善指挥失当，清政府换上定边将军兆惠。
额敏和卓以参赞大臣身份随军南下，与兆惠的四千人在叶尔羌黑水河与两万多叛军对峙了三个多月。
1759年，清军彻底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
额敏和卓因功封多罗郡王，准予世代承袭。
战后，额敏和卓被任命为叶尔羌阿奇木伯克。
叶尔羌是南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下辖二十七个城村，三万户、十万多人，曾是小和卓霍集占的据点，社会情况极为复杂。
额敏和卓在那里安置流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
1764年和1767年，他两次被召入京，乾隆多次向他咨询新疆的风俗习惯和施政细节。
这些对话，直接影响了清政府对新疆的治理方式。
1772年，78岁的额敏和卓获准回吐鲁番养老。
五年后，他在鲁克沁病逝。
额敏和卓的六个儿子，后来都在新疆各地任职。
第三子茂萨管理过喀什噶尔和伊犁，在伊犁推广棉花种植。
第四子鄂罗木扎布接任伊犁阿奇木伯克，办理农耕纳谷之事。
第六子伊斯堪达尔承袭郡王位，在喀什噶尔任职期间查处边贸走私。
乾隆把统一新疆的功臣绘制画像，悬挂在紫光阁，为前五十名功臣亲笔题赞。
额敏和卓排在第12位。
那幅画像在1900年庚子事变时被德军劫掠到德国，曾寄存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目前下落不明。
乾隆把这五十位功臣与汉代云台二十八将、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相提并论。
他认为统一新疆宣力者众，而额敏和卓是其中尤赫者。
清朝统一新疆后，将新疆视为国家根本。
在治理上采取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策略，把新疆多元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逐步纳入国家体系。
这套治理方式的形成，额敏和卓及其家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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