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七年。
深圳，上步。
一栋老楼，一九七九年盖的，六层，一层四户。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拍一下手就亮，亮三十秒自己灭。
三楼住着周广龙一家。
广龙是加代的兄弟，从广州跟到深圳，做建材买卖。当年在沿江路，他替加代挡过人。
他媳妇叫秀云，在楼下小卖部旁边摆个摊子，卖袜子、手套、针线。
两口子有个儿子，六岁，小名叫石头，在楼后头的小学念学前班。
秀云的摊子摆在楼道口，下雨就往里挪半格台阶。
“秀云，袜子怎么卖。”
“两块五一双，三双七块。”
“上回那个价呢。”
“上回是去年。”秀云说，“今年涨了两毛。”
楼里十九户，谁家下班晚了，就把钥匙寄在她摊子上。
这栋楼是上步那一片老楼里最旧的一栋。楼梯是水泥的，扶手是铁的，上头刷过三层漆。
三楼平台那盏声控灯坏了两年，谁也没报修，就用四楼那盏。
秀云的摊子摆了三年。箱子码得整整齐齐，袜子按颜色分三摞。
“秀云，你这一双挣几毛。”
“三毛。”
“一天能卖多少。”
“好的时候二十双。”秀云说，“下雨就一双也卖不出去。”
加代来得不多，一年两三回。来的时候从不空手，米、油、给石头的画本。
石头满月那天，加代来了，抱了抱孩子，把一个大红包塞在秀云手里。
“代哥，这太多了。”
“不多。”加代说，“给孩子买点吃的。”
一九九七年四月初，加代去了北京。他老爷子八十大寿，他要回去张罗，说走半个月。
走之前他给广龙打了个电话。
“广龙，我走了。”
“哥，你放心。”
“摊子上的事你盯着点。”
“知道了。”
“你那楼里的窗户该换了。”加代说，“上回我去，石头那间屋漏风。”
“过两天就换。”
“别过两天。”加代说，“这周就换。”
广龙没换。那阵子他手上压着一批货，钱都垫在里头了。
四月十二号下午，楼下来了三个人。

为首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瘦，穿一件黑短袖，胳膊上刺了字。后头两个年纪更小。
三个人直接上了三楼，敲门。
秀云从猫眼里看了一眼，没开。
“谁。”
“周广龙在家吗。”
“不在。”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找他有事？”
“有事。”那人说，“他欠我二十万。”
秀云把门开了一条缝。
“我们家没跟人借过钱。”
“不是他借的。”那人笑了一下，“是他跟的那个人借的。”
“谁。”
“加代。”
秀云愣住了。
“我叫阿良。”那人说，“我哥叫阿标。三年前，你男人的大哥——左帅，带我的人，在蛇口把我哥按在地上，让他赔了八千块。我哥赔了钱，回了老家。”
“那是他们的事。”
“我哥的事就是我的事。”阿良说，“八千块，三年三分利。今天是二十万。”
“我们没有二十万。”
“那就等你男人回来。”阿良说，“我明天还来。”
三个人下楼走了。
秀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把门关严，插上插销。
那天晚上广龙回来，秀云跟他说了。
“二十万？”
“他说是代哥欠的。”
广龙坐在小板凳上，抽了半宿的烟。
那几天他不敢把车停在楼下，停在两条街外，走路回来。
“你这几天不对劲。”
“货上的事。”广龙说，“你别问。”
“告诉代哥不。”
“他在北京给他爹办寿。”广龙说，“这种事我张不开嘴。”
“那怎么办。”
“我看着办。”
第二天，阿良又来了，带了五个人。
这回来了，他们不上楼，就坐在二楼的楼梯口，铺两张报纸，一人一瓶汽水。
楼里上下班的人从他们身边挤过去，谁也不敢说话。
秀云的摊子挪回了屋里。那一天，一双袜子没卖出去。
晚上七点，阿良上到三楼，在广龙家门上，用粉笔写了一行字：欠债还钱，二十万。
四月十六号下午四点半，石头放学回来。
他背着一个蓝色书包，跑上楼梯，在二楼拐角处被拦住了。
“小孩，你爸呢。”
“我爸没回来。”
“你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
阿良身后的一个小弟伸手去拽石头的书包带子。
石头挣了一下，书包被扯下来。那人拎着书包走到楼道窗口，一扬手，书包从三楼窗户飞出去，落在楼下自行车棚的棚顶上。
石头站在楼梯上哭。
“哭什么。”阿良蹲下来，“回去跟你妈说，二十万。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没人堵你。”
石头从他胳膊底下钻过去，一路哭着爬上三楼，砸门。
秀云开门，看见儿子满脸是泪，书包没了，一把搂住他。
“书包呢。”
“扔了。”
“谁扔的。”
“那个黑衣服的。”
那天晚上广龙回来，从棚顶上把书包够下来。本子湿了三本，铅笔盒摔裂了。
秀云给石头洗了脸。石头一直攥着她的衣角。
“妈，那个黑衣服的是不是天天来。”
“不来了。”
“他骗人。”
“妈什么时候骗过你。”
石头不说话。那之后一连几天，他放学不走正门，绕到楼后，从货梯口上去。
“广龙，报不报。”
“报什么。”广龙说，“人家没打我，没抢我。”
“那石头呢。”
广龙没说话。他把书包擦干净，放在石头的桌子上，坐在楼下抽到半夜。
四月十九号夜里两点，门外有人敲门。

不是敲，是砸。一下一下，用什么东西的底在砸。
石头在里屋吓醒了，哭。秀云把他抱在怀里，用被子蒙着头。
广龙站在门后头，一只手按着门把手，没开。
砸了十几下，外头的人走了。
第二天早上，门板上留了一个坑，漆掉了一片。
这一回广龙没再忍。他给左帅打了电话。
“帅子。”
“广龙。”
“我家里出事了。”
左帅第二天就带了六个人过来。
“广龙，代哥知道吗。”
“不知道。”
“你疯了吧。”左帅说，“你家里被人堵了一个礼拜，你不跟代哥说？”
“他在北京。”
“他在北京也是你哥。”左帅说，“这事我兜着。代哥回来之前，我保证没人再上你这楼。”
“帅子，那个阿良什么底细。”
“打听了。”左帅说，“他哥阿标回了河源，他自己在宝安给人看仓库，一个月六百。他叔在布吉开一间五金铺，从小把他带大的。”
“他叔知道他在外头干这个？”
“不知道。”左帅说，“他叔要是知道，早把他腿打折了。”
左帅在楼下租了一间空屋，两个人一班，一天四班，从晚上六点守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这一守，守了半个月。
四月二十七号下午，加代从北京回来了。
飞机落地是四点半。他先回了表行，江林给他泡了茶。
“北京那边怎么样。”江林问。
“办完了。”
“老爷子高兴吧。”
“高兴。”
江林站在那儿没走。
“你有事。”
“哥……”江林把手里那个信封捏了两下，“广龙家里出事了。有人堵他的门，堵了半个月。”
加代把茶缸子放下了。
“谁堵的。”
“一个叫阿良的，二十七八岁。”
“阿良是谁。”
“他哥叫阿标，三年前在蛇口让帅子按过一回。”
“石头呢。”加代说，“孩子怎么样。”
“书包让人从三楼扔下去了。”
加代站起来。
“车呢。”
“在门口。”
车开到上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那栋老楼没有电梯，楼道口堆着几辆自行车，墙上贴着小广告。一楼的声控灯坏了，没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