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长沙街头，刘策成站在人群中听见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四周欢声雷动，他却没有跟着挥舞手臂，而是沉默了很久。这个曾被国民党方面称作“模范县长”的老人，心里惦记的不是过去的名声，而是自己还能不能为国家做些事情。
刘策成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正是他的学生。多年以后，两人的身份和道路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一个成为新政权的领导人，一个则离开政界，埋首于先秦诸子研究。
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从1949年才重新开始。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便对这位老师印象深刻。刘策成上历史课时，常穿一身朴素衣服，甚至带着几分乡土气息，与当时教师讲究的装束颇不相同。
外表并不起眼，学问却很扎实。讲到先秦诸子、古代政治和社会变迁时，他不用照本宣科，往往由一段典籍谈到现实问题。毛泽东课后常去请教，两人谈论的并不只是书本，也包括国家的出路和青年应当承担的责任。
刘策成并非只会讲古书。他早年曾赴日本求学，参加过同盟会活动，也曾因支持学生运动、藏匿枪械而遭到拘押。正因为有这些经历，他对学生的要求很特别：读书不能困在纸面上，知识应当同现实发生联系。
毕业之后，毛泽东投身革命。1920年前后，他筹办文化和进步团体，资金十分紧张，便想起了这位老师。当时的刘策成已经离开学校，进入地方政界，并担任过县长。
毛泽东写信求助，刘策成很快寄来300元。那不是一笔轻松拿出的闲钱。刘策成任职期间生活俭朴，不以权谋私，手头并不宽裕，这笔钱几乎是设法凑出的。他在信中表示，不必归还，可算作对学生事业的支持。
这件事很能说明刘策成的为人。他身处国民党地方政权之内，却没有把官职当作敛财工具。因为治理地方有成绩，民间称他清正，蒋介石方面还给过他“模范县长”的称号。但这份称号，并没有改变他的处世原则。
真正考验他的，是1922年前后湖南政局的紧张。赵恒惕等人对毛泽东的活动十分警惕，甚至提出过缉捕要求。刘策成得知后没有袖手旁观，而是暗中设法通报消息，同时做出应付上级的姿态，使毛泽东能够及时离开长沙。
“你快走，这里不能久留。”这句传话虽短，却关系到毛泽东能否脱身。刘策成没有公开站出来对抗，却用自己的职务和身份留下了一道缝隙。那种做法风险很大，稍有不慎，便可能同时遭到各方追究。
后来，随着国民党内部政治取向变化，刘策成因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倒退政策而受到排挤。他逐渐看清，单靠旧式官场难以改变中国的困境，于是辞去职务，把更多精力放在古典学术上。
新中国成立后，刘策成已经年长。他曾是国民党官员，又获得过蒋介石的褒奖，难免担心自己的经历成为障碍。反复思量后，他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够安排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收到信后，回信劝他不要专程来北京，并让他到长沙找程潜办理相关事务。信中意思很明确：工作已经考虑妥当。只是地方事务繁杂，安排一度没有及时落实，刘策成等了较长时间，便在1951年前往北京。
师生相见时，毛泽东没有把刘策成当作普通来访者，而是陪老师在北京走了走，随后继续处理工作的安排。后来，刘策成进入文史研究机构，担任馆员，负责整理和研究馆藏古籍。
晚年的刘策成没有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却在书案前完成了另一种报国。他长期钻研庄子及先秦思想，整理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并正式出版。昔日课堂上的师生情谊，也由一封书信和一份工作安排，落在了具体而安静的学术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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