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缅怀袁家骝先生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贡献》、《杰出的物理学家吴健雄 —— 纪念吴健雄先生诞辰 110 周年》、《李政道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谢家麟《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设计、预研和建造的回忆片段》、《中国首个大科学装置诞生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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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秋天，一对年过花甲的夫妇，从海外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男的叫袁家骝，女的叫吴健雄，两人在美国生活了三十七年，是物理学界响当当的名字。
这趟行程停留了53天，走了北京、上海、太仓好几站。
行程里有一天，袁家骝被领进一间实验室，在一台设备前停住脚步，站了很久。
陪同的科研人员看见这位白发的客人一直没有挪步，也不敢出声打扰。
袁家骝的名字前头，挂着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分量极重的姓。
他是袁世凯的孙子，却把半辈子交给了加速器、探测器和一串串实验数据。
从那间实验室出来之后，他没有对在场的人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在回到欧洲的第一时间，做了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
这件事后来牵出一个国家级的大科学装置，也牵出一对夫妇此后三十年的奔波。
【一】1912年落地的袁家孙子
袁家骝出生在1912年4月5日，地点是河南安阳。
他是袁世凯之孙，袁克文之子，母亲是袁克文的外室花元春。
这一年的2月，清帝宣布退位；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个男孩落地的时候，整个国家正处在改朝换代的当口，他所在的这个家族，恰好站在漩涡中央。
他的父亲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在民国的文化圈里名气很大。
袁克文能写诗，会书法，爱收藏古籍和钱币，也能登台唱昆曲，在京津两地的文人堆里，被人称作“民国四公子”之一。
名气归名气，他花钱从不算账，家底在他手里一年比一年薄。
袁家骝出生时，这位父亲的生活还算体面，到了后来，日子越过越紧。
母亲花元春没有正式的名分，在袁家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母子两人的位置排得靠后。
袁家骝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堂兄弟表兄弟加在一起，一桌子坐不下。
逢年过节，宅子里人声嘈杂，谁家的孩子在哪个院子，大人自己有时也弄不清。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那一年袁家骝才四岁。
祖父的丧事办得很隆重，随后分家的事就摆上了桌面。
一个靠一个人撑起来的大家族，主心骨一倒，各房各自过日子，宅子里的人慢慢散开。
家里的老照片、旧家具、书画字帖，按房分了下去。
袁家骝对祖父的印象，大概只剩下厅堂里那张挂着的大照片：军装，整齐的胡须，目光朝着前方。
袁家在读书这件事上并不含糊。
袁世凯本人是行伍出身，没有走过科举的路，对子孙读书一向看重。
分家之后，各房的境况高低不一，孩子上学的事却大多没有耽误。
袁家骝在安阳度过了最初的几年，少年时进了天津的学校念书。
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地接触了数学和自然科学。
物理课是这段日子里最吸引他的一门。
课本上画着斜面、滑轮和电路，老师在黑板上推导公式，一步一步算下来，结果和实验里测出来的数几乎分毫不差。
家里谈的是房产、官职、人情，在课堂上，规矩换了一套：姓什么不重要，公式对不对、数据对不对才重要。
对一个顶着沉重姓氏长大的少年来说，这套规矩有一种别处找不到的踏实。
袁家的几个兄弟走了不同的路。
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留在家里守着旧宅。
袁家骝选了一条最冷僻的：物理。
在当时的中国，学物理的人本来就少，学实验物理的更少，一台像样的仪器要从国外订购，等上好几个月。
他选这条路，没有人替他铺过路，也没有哪位长辈能给他指点门径。
这个出身，一生都跟着他。
到了美国，他的名字写在论文署名栏里，旁人看到的是一位物理学家；回到中国，别人先想到的是那个姓。
这两层身份，他一辈子都在其中穿行。
【二】燕京大学、加州和一桩婚事
天津的中学毕业之后，袁家骝考入燕京大学，念的是物理系。
燕京大学在北平西郊的燕园，校园里湖光塔影，教授里有不少在国外拿过学位的人。
物理系规模不大，设备也有限，不过课程设置遵循欧美大学的路数，实验课排得很满。
那时候的中国物理学界，正处在起步阶段。
研究条件差，期刊要靠国外寄来，一台示波器、一个真空泵都是宝贝。
不少学生毕业后想继续深造，只能把目光投向海外。
1936年，袁家骝动身去了美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也是后来三十七年漫长离别的起点。
他到了加利福尼亚，进入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
加州理工是美国物理学的重镇，宇宙线、核物理的研究在那里都走在前列，实验室里的仪器和国内相比，已经不是一个级别。
袁家骝在这里从零开始，重新熟悉英文的学术写作，学习新式的探测技术，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实验室里。
就在加州，他认识了吴健雄。
吴健雄是江苏太仓浏河镇人，父亲吴仲裔在当地创办了明德学校，在那个年代的小镇上，让女孩子读书是一件少见的事。
吴健雄从明德学校读起，后来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毕业后辗转到了美国，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核物理的圈子里很快崭露头角。
两个同样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在异乡遇上了，谈的是实验，聊的是家乡，慢慢熟起来。
1942年5月30日，两人在加州结婚。
那一年，战争正打到最紧的时候，美国的科研机构几乎全部转入军事相关的研究。
袁家骝进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研究所，参与雷达等项目；
吴健雄先在史密斯学院任教，后来转到普林斯顿，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与核裂变有关的研究项目。
夫妻俩各忙各的，聚少离多。
袁家骝在战时的工作，留下来的文字不算多，保密条例限制了很多细节，能确认的只有一点：他的电子学和射频技术很过硬。
这套本事，后来成了他在加速器领域立足的根基。
射频系统是加速器的“心脏”之一，它决定粒子能不能一圈一圈地被加上速度，设计和调试都要靠精密的电子学功夫。
战争结束后，夫妇俩留在了美国。
袁家骝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宇宙线方面的研究，随后加入了新成立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这座实验室位于纽约长岛，1947年建立，目标是建造当时最大的粒子加速器，供全国的物理学家共同使用。
他搬进长岛的那一年，是1950年。
【三】布鲁克海文的机器，和一本回不去的护照
布鲁克海文的加速器项目，是袁家骝一生里最重要的一段技术积累。
这台被叫作“宇宙线加速器”的机器，设计能量为3GeV，在当时是世界上能量最高的质子加速器。
袁家骝参与了筹建，并负责设计和建造高频系统。
1953年，这台当时全世界能量最高的质子加速器运转成功。
高频系统听上去抽象，干起来却很具体。
一圈圈地给质子“推一把”，推的节奏必须和质子的速度严丝合缝，差一点点，粒子就会跑偏、丢失。
袁家骝要在调试过程中，一点一点地磨合频率、功率和相位。
这样的活儿没有捷径，只能靠大量的试错。
除了加速器本体，他还在粒子探测器上下了功夫，是较早把电子学用到高能粒子探测里的那一批物理学家，闪烁计数器的使用和数据自动化采集，都有他的份。
吴健雄这边，名气更大。
1956年底至1957年初，她在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用钴-60做实验，验证了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猜想。
这个结果震动了物理学界，李、杨二人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没有同获此奖，这件事在物理学界后来被反复提起。
1978年，她获得首届沃尔夫物理学奖，这是对她工作的一份迟到的肯定。
两个人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夫妇俩都忙于实验，一个儿子，袁纬承，在科学家庭里长大，后来也成了物理学博士。
家里的客厅常常坐满了从各国来的物理学家，话题离不开粒子、探测器和数据。
另一头，国内的情况他们也牵挂着。
袁家骝的兄弟姐妹、堂亲表亲，大都留在国内，几十年里音信时断时续。
吴健雄的家人在太仓，父亲吴仲裔1959年去世，她没能赶回去送终。
这些遗憾，夫妇俩从未当面说过，却在日子里一点点积着。
1954年，夫妇俩加入了美国国籍。
在当时国际局势里，这是很多海外华人科学家必须面对的选择：想继续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工作，涉及保密或政府项目的岗位，国籍是绕不过去的门槛。
他们拿到的新护照，带来了研究上的便利，也让回国这件事变得更加遥远。
1959年，袁家骝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三届院士，数理科学组。
此后的十多年里，他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宽，从宇宙线到加速器，从粒子探测到高能物理实验设计，在布鲁克海文一待就是几十年。
他的名声在物理学界是实打实的，一位工程感和物理感兼备的实验物理学家。
转机出现在70年代初。
1972年，袁家骝在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做访问教授，那里碰上了来访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
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他才得以回到中国大陆。
这是他们夫妇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国内的同行。交谈里，他们得知国内的高能物理研究刚刚起步，设备和经费都很紧张。
1973年，中方邀请他们回国访问。
接到邀请时，袁家骝已经六十一岁。离开国土的时候他二十四岁，走回来的时候，头发已经白了大半。
【四】1973年的秋天，一间实验室，一台设备
1973年9月下旬，袁家骝夫妇抵达中国。
按照后来的资料，他们此行的第一批行程里，有在上海的活动：9月28日，卢鹤绂院士在复旦大学接待了这对燕京大学时期的老校友，晚上在上海大厦设宴；
第二天，在上海科学会堂主持了夫妇俩的学术演讲；再往后一天，又在锦江饭店召开座谈会。
几十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老同行，在餐桌上、会场里重新坐到一起。
有人问起布鲁克海文的机器，有人问起欧洲同行最近在做什么实验，也有人只是想看看，这两位海外归来的物理学家，究竟带回来了什么消息。
接下来是北京。
夫妇俩去了中国科学院的几处研究机构。
这一年的2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刚刚成立，由原来的原子能研究所一部分独立出来，张文裕出任所长。
研究所里的人不多，设备也谈不上先进：几台自己做的探测装置，一批用旧了的电子学插件，一间间摆着示波器和手工焊接的线路板的房间。
在欧美的实验室里，袁家骝见惯了大型的加速器环、成排的控制台和一整面墙的电子学机柜。走进这几间屋子，他立刻就能看出差距。但他看的不只是差距，他看的是这些仪器是谁做的、怎么做的、用来干什么。
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吴健雄、袁家骝夫妇。
会上，周总理请他们帮助分析云南站发现的宇宙线事例。
云南站位于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上，是国内较早的宇宙线观测站，积累过一批珍贵的事例记录。
这批资料需要有人做细致的分析，而夫妇俩恰好是这个领域的行家。
在北京的行程里，有一间实验室，一台设备。
资料里没有留下那台设备的具体型号，参观过程中有谁在场，也只有零散的回忆。
可以确认的是，袁家骝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比任何一个参观点都要长。
他没有高声说话，没有当场表态，陪同的人只看见这位白发的客人站在设备旁，把每一处接线、每一个部件都看了一遍。
53天的行程，一站接着一站：北京、上海、太仓，夫妇俩见了亲人，访问了学校和研究所，会了多年没见的老朋友。
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国内的设备情况、研究计划和遇到的难处，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
离开中国的时候，袁家骝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的声明。
但在他离开北京的飞机上，一个计划已经在脑子里成形。
当他回到瑞士，推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所长办公室的门时，在场的人才知道，那间实验室里的那台设备，给他留下的东西，远比一次参观要多得多。
更没有人能想到，他在这间办公室里办的第一件大事，与手头的实验一点关系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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