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德黑兰会见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说了一句很直接的话：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他补充说，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同一场会见中，向米尔佐扬通报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并说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作为伊朗的温和派，佩泽希齐扬送出的这句话值得分析，这句话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在近几个月来，美方的施压手段持续升级，公开对伊朗发出通牒。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1日宣布了新一轮制裁，目标对准伊朗的汽车、铁路和金属产业，包括伊朗两大汽车制造商和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贝森特说，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切断革命卫队的资金链”，“为永久耗尽这个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10月5日，美国财政部又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警告，说任何继续与伊朗银行系统有业务往来的外国机构，都可能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制裁。贝森特在3月曾把这些措施形容为“相当于轰炸行动的金融打击”，并提出过“为了缓和紧张必须先升级局势”的说法。
很明显，美方想通过金融绞杀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但这个策略忽略了一个问题：当革命卫队掌握了决策权之后，制裁对伊朗谈判立场的影响力已经变了。温和派在谈判桌上关心的是制裁解除带来的经济收益，他们愿意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来交换这个收益。革命卫队关心的是政权安全和军事能力，他们不在乎经济收益的短期增减，他们更担心的是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之后，美方会不会像过去一样再次背弃承诺。
伊朗方面反复提到的“背弃承诺”，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按照协议限制了核活动，接受了国际核查。但到了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退出协议并重新实施制裁。这件事在伊朗决策层中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跟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没有保障。佩泽希齐扬在9月26日的采访中把这个判断说得更直白：“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
这个判断同样在影响伊朗核问题。伊朗的核活动目前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对伊朗核计划的监督形势在2026年恶化，需以最高优先级解决。但伊朗方面的回应是，美以在2025年6月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朗跟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造成了严重障碍。中国的立场与伊朗类似，认为美以的军事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当核查人员的安全和核设施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核查的意义就被打了折扣。
在这个局面里，其实特朗普政府也陷入了某种矛盾之中。特朗普在10月1日说，美国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他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作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但他同时承认，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提议“不够好”。这个表述里有一个矛盾：如果美方已经完全控制了海峡，为什么还需要跟伊朗谈判？如果谈判的前提是伊朗先做出让步，而伊朗已经明确说谈判“毫无意义”，那美方接下来能用的工具是什么？
最好的解释是：特朗普已经没得选了。军事打击的选项在2025年6月的行动中，已经被测试过，效果是伊朗的核设施受到打击，但伊朗的核活动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退出了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经济制裁的选项在2026年全年都在升级，但伊朗的经济在制裁下并没有崩溃到需要无条件让步的程度。外交谈判的选项在革命卫队掌权之后，已经失去了可以谈判的对象——温和派被边缘化之后，能跟美方对话的人已经没有决策权了。
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对峙结构。伊朗方面通过革命卫队的全面掌权，把决策权集中到了强硬派手里。美方通过金融制裁的持续升级，把压力集中到了一个不依赖短期经济收益的群体身上。而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仍在进行，但它们斡旋的内容是让双方回到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但这份备忘录在9月已经因为双方互相指责违约已被搁置。斡旋方能做的只是维持沟通渠道的存在，它们改变不了双方对核心利益的定义。
从更大的层面看，这件事涉及美伊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困局。每一轮谈判都以一份协议或备忘录开始，每一轮协议都在执行阶段遭遇障碍，而每一次障碍都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每一次加深的不信任都让下一轮谈判的空间更窄。伊朗内部权力重组的后果是，现在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人，是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谈判能解决问题的人。而美方的制裁升级，又给了这些人更多的理由，去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
佩泽希齐扬的“毫无意义”这句话，不是在描述一种情绪，他在陈述一个事实。当革命卫队掌握了外交决策权，温和派被排挤出核心圈，而美方的施压手段只剩下制裁和军事威胁，谈判这个选项在伊朗的决策考量里就没有意义。特朗普现在面临的不是“要不要谈”和“跟谁谈”，而是能跟他谈的人，在德黑兰已经说了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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