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的Karl Deisseroth，来自斯坦福大学分子生理学系钱永佑的实验室，是钱永佑的博士后。
钱永佑是科学翘楚。他是第一位入选罗德学者的华人，43岁出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分子和细胞生理学系创系主任。他的父亲是钱学森的堂弟，弟弟钱永健2008年因改造绿色荧光蛋白获诺贝尔化学奖。
这兄弟俩一前一后，把钱家的名字又一次挂在了世界科学史的墙上。更早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已经把这个姓氏和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关键节点紧紧绑在一起。到了钱永健、钱永佑这一代，以及他们实验室里走出的人，这种连续性仍在延续。
他们都是吴越钱镠的后裔。这一支钱氏，主要生活在长三角，全球总人数大约200万，算不上大姓。可历代人才密度之高，历来罕见。
科技界有“三钱”，文科有钱穆、钱钟书、钱玄同。宋代至清代，钱氏出过350多位进士；现当代海内外两院院士超过100位。人才浓度居中华姓氏之首，大概可以算作一个经验事实。
一个不大的姓氏，能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持续产出这种级别的人才，肯定不是靠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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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可以用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来拆解。
天时，也就是智商。走科学研究、人文学术这条路，门槛首先是智力。智商有几个基本特征：可遗传、会均值回归、呈正态分布。第一点无需多言。第二点是说，极高或极低智商的父母，子女往往会向平均值靠近。再聪明的父母，孩子也不一定比得上他们。第三点则说明，真正的高智商和低智商都是少数，大多数人挤在中间。
但如果一个家族已经把平均智商抬到了社会平均线之上，那么即便发生均值回归，整体仍会高于社会平均。高智商区间出现人才的概率，自然就大了。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中国家族虽然以父系为纽带，但在智商遗传上，母亲的作用往往更大。因此，如果一个家族在娶媳妇时长期坚持以德才为首要标准，而不是只看门第、财富或颜值，那么几代下来，家族的平均智力水平就会被稳定地维持在较高位置。这不是玄学，而是统计上的优势积累。
钱氏历史上联姻的选择，至少在可观察的层面，更倾向于看重对方的学识与品行，长期坚持这一点，效果会慢慢显现。
再说地利。钱镠一支建国于浙江。五代乱世中，钱氏相对重视民生，没有过度穷兵黩武；到了钱弘俶，纳土归宋。赵宋一朝对钱家优待有加，修《百家姓》，赵第一，钱第二。
钱氏家族世居江南富庶之地，江南也是教育最发达的区域，科举竞争激烈，读书风气浓厚。孩子们从小被推着走这条路，刻苦成为习惯，出成绩的概率也就更高。
地理环境不是决定性的，但它提供了持续的教育资源和文化压力。没有这种压力，再高的智商也可能被稀释在日常琐碎里。钱氏把家业扎在这块土地上，等于把后代放进了一个长期鼓励智力竞争的环境。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的是家风家训。《钱氏家训》写得很好，这里不再逐条解读，读者可以自己去感受。
家训的作用，比很多人想象的更直接。现在的孩子去公办学校学一年，回来满口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说明环境对价值观的塑造力量极强。同理，一个孩子从小熟读家训、耳濡目染家族故事，受到的影响也会非常大。
有人会怀疑：写得好就能做得好吗？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得也很好。但家训还是不一样，它不需要外部强制支持，也没有外部阻力需要克服，家族自己就能执行。
更重要的是，前面有榜样。进士、院士那么多，后人自然以他们为参照。当然会有不肖子孙、懒散平庸之辈，任何家族都不可能避免。但只要有一部分人认真践行，其中的佼佼者就会被看见，并继续强化家族的自我期待。
这种正反馈循环，比任何外部宣传都更持久。
家训的力量，不在于它写得多漂亮，而在于它能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持续筛选和激励愿意遵守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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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要出人头地，无非智商、勤奋和环境三件事。
勤奋保下限，智商冲上限，环境让前两者得以实现并放大。
钱氏的厉害，正在于这三者长期同向叠加：智力上有选择压力，地理上有教育资源，文化上有家训约束和榜样激励。三者缺一，都难以维持几百年的人才密度。单独看任何一点，都不稀奇；合在一起，并且能跨越多代人坚持下去，就成了稀缺品。
推而广之，一个国家其实也如此。国民如果又聪明又勤奋，正常情况下没有不富裕、不发达的道理。
如果出现例外，国民又聪明又勤奋，但结果是很穷，那就是“家训”——也就是共同认可的价值排序、制度激励和行为规范出了问题。
我们看到，一个半岛上同样一个民族，聪明与勤奋程度相近，结果却天差地别，差的往往就在制度。
钱家为什么这么厉害？答案并不神秘，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机制对了，结果才会慢慢跟上。
言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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