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下人群如潮，77岁的黄菊妈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进观礼区域。阅兵和群众游行开始后，她一直望着城楼方向。看到毛泽东出现，她抬起手，指着那道熟悉的身影对身旁的人说：“他是我的干儿子。”

这句话并非临时起意。黄菊妈原名黄菊喜，湖北黄袍山人。关于她与毛泽东相识的经历，地方叙述与公开资料存在一些差异，但在当地流传最广的说法中，两人的缘分始于1927年前后。

那一年，黄菊妈四十五岁上下，丈夫早已去世，五个孩子全靠她一人拉扯。她幼年因家贫被送作童养媳，成年后嫁入吴家。丈夫吴立成病故后，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力，母子几人只能靠种田、采集草药和乡亲接济度日。

日子苦，却没有把她磨成冷漠的人。

据当地老人回忆，毛泽东和罗荣桓在黄袍山一带活动时，曾借住过农户家中。村里有人担心牵连，不愿出面接待，黄菊妈却主动让出自家屋子。她看见毛泽东后，觉得这个年轻人和自己的大儿子吴朝义有几分相像，越看越亲近。

她问：“你愿不愿认我这个干妈？”

毛泽东回答：“只要大娘不嫌弃，我就认您。”

一句话，改变了两个普通人的称呼，也把他们的命运连到了一起。毛泽东离开黄袍山后，黄菊妈仍旧过着清贫生活。她没有文化，不懂大道理，却知道眼前这些年轻人是在为穷苦百姓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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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前后，毛泽东再次来到这一带。黄菊妈带着五个孩子去见他，提出让孩子们参加革命。这个决定听起来简单，落到一个母亲身上，却并不轻松。她明白，孩子一旦离家，面对的可能不是普通劳作，而是枪火和牺牲。

毛泽东劝她慎重一些。黄菊妈却说：“他们能为老百姓做事，我舍得。”

最初参加队伍的是她的两个儿子，后来两个女儿也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个家庭没有显赫背景，几个孩子甚至没有接受完整教育，却在那个动荡年代选择了同一条路。黄菊妈留在家中，既要种田，也要承担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

1933年，女儿吴桂凤在斗争中牺牲。噩耗传来，黄菊妈没有大哭大闹，只是默默料理后事。她知道，孩子们走上这条路时，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不久，敌人得知村中有人与革命队伍有联系，便进村搜捕。黄菊妈为了保护来往人员，承担了极大的压力。她的小儿子也因此遭到杀害。此后，家中几个孩子相继牺牲，原本热闹的一家人，渐渐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没有墓碑可守，也没有子女可以依靠，只能离开故土，辗转躲避追查。这样的逃难持续了多年。对一个年过半百的农村妇女来说，背井离乡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而是没有固定住处、没有稳定粮食的漫长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菊妈才重新回到黄袍山。她听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心里既欣慰，又有些惦念。多年未见，她不知道这个干儿子是否还记得当年那间简陋的土屋。

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她。

195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写信邀请黄菊妈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她不识字，乡亲替她念信时，起初还以为听错了。消息传开后，村里人纷纷赶来看这位老人。有人夸她有福气，她只是笑笑，并不多说。

抵达北京后，黄菊妈受到接待，还见到了周恩来等人。对她而言，天安门前的盛典固然壮观，更重要的是，她终于亲眼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干儿子。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是来自乡村的老人，身份相差悬殊，可当年的认亲并没有因岁月和地位发生变化。

观礼时，她望着城楼上的毛泽东，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正是几十年前那段乡村往事的延续。

1971年，黄菊妈去世。黄袍山乡亲将她安葬在故土，也把她与五个孩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她的一生没有留下多少文字，却被当地人用口述方式保存下来：一个普通母亲，在乱世中失去家庭，又把孩子送上了她认为值得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