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西北军区炮兵司令部，颜金生接到新的任命，出任炮兵司令兼政治委员。让人注意的并不是职务本身，而是这个正军级单位的班子配置：除他之外，还配有三位副司令，分别是巫金锋、胡兴任和张开基。
一个司令，三位副司令。
这样的安排，在今天看来颇为特别。放到当时的军事环境中，却有着很强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规模庞大，兵种建设刚刚展开，大批部队需要整编，许多干部也要重新安排岗位。炮兵属于技术兵种，指挥、训练、装备和后勤都不同于步兵，领导班子适当充实，既是对专业建设的重视，也与干部调整密切相关。
颜金生此前长期在步兵部队工作，对炮兵并不算熟悉。担任西北军区炮兵司令，既是一次任用，也是一场学习。炮兵不是简单地把火炮摆上阵地，射击诸元、火力协同、观察通信、弹药保障，每一环都需要专业知识。司令员要抓全局，更要听得懂技术干部的意见。
有一次，围绕炮兵训练问题，身边干部向他介绍新式火炮的性能。颜金生没有急着表态，只问：“如果道路和气候条件发生变化，原来的训练方案还适用吗？”对方回答：“要重新计算，也要调整保障办法。”他点头说：“那就不能只看纸面成绩。”
这段插曲虽小，却能看出他的工作方式。技术兵种建设，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更不能把步兵经验生搬硬套。西北地域辽阔，地形复杂，部队分散，炮兵训练必须结合实际。对于刚接触炮兵工作的干部来说，三年的任期，恰好提供了熟悉专业、摸清情况的时间。
颜金生上任时，西北军区已经处在大规模整编之中。1952年1月，军委制定军事整编计划，计划在一年内将全军数量由627万人压缩到341万人，并在三年左右控制在300万人规模。精简不是简单裁撤，而是重新确定军队结构和国防重点。
西北军区的步兵力量因此大幅调整。原有部队中，第1军与第3军合并整编，保留较强的作战骨干；第2军、第4军和第19军，则各保留一个师的番号，分别为第4师、第11师和第55师。其余部队，有的转入生产建设力量，有的改编到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空军和铁道兵等军兵种。
这样一来，西北军区的步兵编制已经明显收缩，炮兵建设反而具有特殊意义。炮兵师承担的不只是火力任务，还关系到军队现代化转型。军队从单一的步兵结构走向多兵种协同，正是在这类整编中逐步展开的。
当时，西北军区炮兵司令部下辖第10师和第15师。颜金生作为司令兼政委，需要处理部队训练、干部管理和政治工作，也要协调三位副司令分担具体事务。三位副司令各有分工，既避免事务过分集中，也使不同经历的干部能够在一个班子中互相补充。
有意思的是，这个炮兵司令部并没有维持太久。1955年，西北军区划分为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原军区炮兵司令部改为炮兵处，编制随之缩小，只保留一个炮兵师部和两个炮兵团。其他炮兵力量则调往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地。
这种变化，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个人安排，而是全国战略部署调整的结果。东北以及华东、中南地区承担着更突出的国防任务，西北虽然地域广阔，却因地理位置和当时的中苏关系，兵力配置相对收缩。炮兵机构降格后，原有司令员岗位自然不再保留，颜金生也就面临新的去向。
他被调回第1军，担任政治委员。
这并不是一次完全陌生的调动。第1军是他的老部队，上级需要熟悉部队情况、能够开展政治工作的干部接任重要岗位。颜金生与唐金龙搭档多年，前后约九年。一个负责军事指挥，一个负责政治工作，长期合作使部队建设保持了稳定。
1964年，颜金生离开军队，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对一名长期在部队工作的高级干部来说，这次转调跨度不小，但政治工作、干部工作和组织管理之间，本来就存在相通之处。他在文化部门工作了五年。
1970年，颜金生重新回到军队，担任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以后，又调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自1952年至1975年的二十三年间，除去文化部工作的五年，其余十八年基本都在部队担任正军职务。
与一些较早担任大军区副职或正兵团职务的将领相比，颜金生的晋升节奏确实不算快。但军队干部的任用，从来不只看职务变化，还要看部队整编、军区调整和岗位需求。一个炮兵司令部的撤并，便足以改变一名将领的工作方向。
七十年代中期，军队进行调整整顿，干部岗位重新配置，颜金生升任大军区副政治委员。此后，他又调入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直至1985年离开这一岗位。那段经历，从炮兵司令部的三年任期开始，也在军队结构不断变化中，呈现出一名高级干部从基层部队、军区机关到军队领导部门的完整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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