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上海一处普通民宅内，陈赓第一次见到了即将被安排进中央特科工作的李士群。那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街巷，地下工作者随时可能暴露，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关系到同志们的安危。
李士群出生于1907年，浙江遂昌人。幼年丧父，生活并不宽裕。进入上海大学后，他接触到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进步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陈赓很快发现，李士群的信仰并不算牢靠。他加入革命队伍，固然有思想启蒙的影响，却也明显带着环境推动的成分。环境改变之后，他能否守住立场，便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前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对于当时的许多革命者来说，能够赴苏学习，是极为难得的机会。条件确实艰苦，但不少人仍把它视作磨炼意志、增长本领的经历。
李士群回国后，陈赓奉命与他接触。按照当时的工作要求，陈赓不仅要了解他的学习情况，还要判断其思想状态，再决定是否将他吸收进重要岗位。
进门之后，陈赓没有急着谈工作，而是先观察屋内陈设。桌椅、器物摆放得颇为讲究，生活气息明显比普通地下工作人员优渥。单凭这一点不能定性，但在陈赓眼中，细节往往能够折射一个人的习惯与追求。
交谈开始后，李士群谈起苏联生活，抱怨最多的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吃得不好、住得不舒适。陈赓表面上只是安静听着，心里却已经多了一层疑问。
有意思的是，谈到组织给予的生活补助时，李士群又流露出不满。那时上海物价高，同志们的经费都十分有限，二十五元的补助谈不上宽裕，却是组织在艰难条件下能够提供的支持。
陈赓试着解释：“眼下经费紧张，大家都要一起承担。”
李士群没有正面争辩，只是反复说生活太难。话不重，分量却不轻。地下工作最怕的，并不是有人提出困难，而是只看见个人得失，看不见整个组织正在承受什么。
更让陈赓警惕的，是李士群对革命前途的判断。当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受挫，国民党方面的搜捕也越来越严密，形势确实严峻。可李士群谈到未来时，几乎认定革命很难成功。
陈赓没有当场斥责他。情报工作需要耐心，更需要把一时表现和长期品格分开判断。离开李士群家后，他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这个人，往后可能会出问题，甚至叛变。”
这句话并非因为几句牢骚便仓促下结论，而是陈赓把多个细节放在了一起：生活上的讲究，对困难的抱怨，对组织安排的计较，以及在低潮时期缺少坚定判断。单看一件事，也许都不算严重；合在一起，便显示出意志上的裂缝。
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逮捕。面对审讯和利诱，他选择了变节，成为中统人员。起初，他掌握的情报有限，在中统内部并不受重视，只能凭借文字能力参与编写宣传刊物。
李士群并没有因此安于现状。他先后试图寻找新的靠山，甚至与丁默邨合作制造案件，结果再次被捕。经妻子叶吉卿周旋后脱身，这段经历使他更加相信，只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才能在复杂的特务体系中立足。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局势急剧变化。1937年南京沦陷前后，李士群奉命留下从事地下活动，后来又在日本方面的拉拢下转向汉奸阵营。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小人物，而是主动寻找权力与保护者。
他先赴汉口，随后经香港转往上海，并得到日本方面重视。依靠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的支持，李士群逐渐组建特工力量，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也随之成为审讯、拘押抗日志士的重要场所。
在那里，许多抗日人员遭到严刑逼供。李士群把特务组织当作扩张个人权力的工具，既替日本人办事，也借机排斥异己、侵吞财物。上海滩上，不少人对他避之不及，甚至部分伪政权官员也不得不让其几分。
权势越大，李士群越不满足。他曾插手报界，打击批评自己的报纸；也曾因利益冲突，迫害爱国人士。特工组织原本是日本控制汪伪政权的手段，却逐渐被他经营成了个人势力。
然而，日本人扶植李士群，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并非真正信任他。随着李士群势力膨胀，甚至开始触碰日本方面的利益，日本军政部门对他的戒心也越来越重。
1943年9月，李士群接受日本特务机关人员邀请赴宴。出发前，他准备了车辆和警卫，还提醒自己不要轻易食用对方提供的酒水饭菜。到了席间，主人一再劝食，他起初十分谨慎，后来见旁人也在进食，便放松了戒备。
宴会结束后，他并未立刻发病。一天多以后，李士群出现腹痛、高烧等症状，病情迅速恶化。医生始终无法给出有效救治，相关史料普遍认为，他是被日本方面下毒杀害。
从1928年陈赓察觉其性格裂缝，到1932年李士群叛变，再到1943年死于日本人之手，十五年间，他不断更换旗帜，却始终把个人安危和权势放在最前面。陈赓当年的判断，真正依据的不是一句牢骚，而是一个人在关键处如何面对困难、组织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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