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7日，上海港，钱学森牵着7岁的钱永刚，蒋英带着5岁的钱永真，一家四口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孩子们并不懂“回国”意味着什么，只知道父亲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便跟着走。
这趟旅程最特别的行李，不只是衣物。钱学森给孩子们带了不少书。多年后，钱永刚回忆，父亲工作极忙，却始终把读书看得很重。钱家没有刻意设计一套复杂的教育方法，书本、谈话和父母的日常选择，就是孩子们最早接触到的家风。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父亲钱均夫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主张以教育培养人才。这样的家庭环境，使钱学森从小接触到科学、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钱均夫还注意培养儿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没有把孩子限制在单一的成绩标准里。
1934年，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1935年赴美国后，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任教，逐渐成为航空航天领域的重要学者。1947年，他与蒋英结婚。蒋英是著名声乐教育家，早年曾在德国学习声乐，夫妻二人一个投身科学，一个深耕音乐，生活道路并不相同，却始终彼此支持。
钱学森决定回国后，真正考验这段婚姻的时刻才到来。1950年，他提出离开美国，却受到严格审查和行动限制，归国计划被迫搁置。蒋英一边照顾两个孩子，一边承担家庭事务，很少用琐事打扰丈夫。
有一次，钱学森对妻子说：“我想回祖国，那里需要我。”蒋英回答：“你安心做你的事，家里的事情有我。”这几句话并非豪言壮语，却说明了他们在那段岁月里的相处方式。
在美国滞留期间，钱学森整理学术成果，继续进行研究。蒋英则尽力维持家庭秩序。1955年，在多方交涉和周恩来等人的推动下，钱学森终于获得回国许可。10月，一家四口抵达中国。归国之后，他参与创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为新中国火箭、导弹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奠基人。
钱学森的成就后来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以及人造卫星事业联系在一起。需要说明的是，他并不是所有项目的唯一完成者，而是以总体设计、科学组织和人才培养等方式，推动了相关事业的发展。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那一代科学工作者共同构成了国家科技事业的骨架。
父亲的名字太响亮，孩子的成长反而容易被遮住。钱永刚后来选择了计算机领域，曾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处学习，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和软件系统方面的教学研究，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或开展学术工作。他更愿意别人关注专业本身，而不是“钱学森之子”这个身份。
在一次交流中，钱永刚曾表达过类似意思：“希望大家记住我的专业，而不是只记住我的父亲。”这不是对父亲的疏远，恰恰是他希望凭自己的工作接受评价。对一个出生在名门家庭的孩子来说，摆脱标签并不容易。
钱永真走的是另一条路。她受到母亲蒋英影响，进入声乐教育领域，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相关职务。与父亲不同，她没有参与火箭和导弹研究；与哥哥不同，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声乐教学和人才培养上。她所继承的，不只是母亲的音乐天赋，还有严谨训练、长期积累的工作态度。
有意思的是，钱家三代人的道路虽然各异，却都把“读书”和“做事”放在名声之前。钱均夫重教育，钱学森重科学实践，蒋英重艺术训练，钱永刚和钱永真则分别在计算机与声乐教育中建立自己的专业位置。这个家庭并没有要求后代复制父辈的人生，更多是让他们找到能够长期投入的方向。
钱学森晚年仍保持阅读、听广播和接触新知识的习惯。钱永刚曾回忆，父亲的教育主要靠身教，而不是反复训诫。父亲忙于工作时，孩子看见的是专注；父亲面对困难时，孩子看见的是克制；家庭需要照料时，蒋英承担起责任。这样的影响，往往比几句格言更深。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永刚继续从事计算机教育与科学传播，钱永真则在声乐教育领域留下自己的工作轨迹。他们没有沿着父亲的航天道路前进，却各自守住了专业边界。钱学森留给儿女的最重要遗产，或许不是显赫的名字，而是把一件事情认真做到底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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