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冬，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批阅文艺刊物时，看到《戏剧报》刊登的一篇昆曲评论，笔下忽然停了下来。文章谈的是传统剧目，版面上却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古装扮相。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写下了一段后来引起强烈反响的批语。

其中有一句：“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紧接着，他又提出，如果情况不改变，文化部不如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甚至是“外国死人部”。

这不是针对一出戏、一本刊物的偶然批评，而是对文艺工作方向的一次严厉追问。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已经发生变化，可舞台上的主要内容，是否也应当反映新的社会生活？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不能只停留在旧故事、旧人物和旧趣味之中，更要表现工农兵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场争论的背景，和当时文艺界的创作状况密切相关。戏曲、话剧、电影拥有深厚传统，经典剧目数量众多，演员也大多从旧社会走来。传统艺术有技术、有审美，也有生命力；但其中夹杂的封建伦理、帝王意识和才子佳人模式，究竟如何取舍，成为摆在文化部门面前的难题。

有意思的是，问题并不只是“演什么”，还牵涉“为谁而演”。一些文艺刊物偏重介绍传统名作，对工农兵生活和现实斗争着墨不足。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把剧团、协会和刊物办成少数人自我欣赏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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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关文艺工作的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会议讨论了文艺界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问题，并提出开展整风学习。会上，传统剧目的处理方式成为争论焦点。有人认为，古代题材并非不能使用，关键在于立场、主题和表现方法；也有人担心，继续大量搬演旧戏，会让旧思想借助舞台重新获得影响。

这两种意见并非毫无道理。古典戏曲本身并不等同于封建思想，许多作品在艺术形式、人物塑造和语言技巧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作品的思想倾向被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艺术传统能否保留，往往要接受现实政治标准的检验。

1964年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活动。活动后，有人向中央宣传部门反映，部分节目格调不高，文艺界存在追求轻松热闹、忽视思想内容的倾向。此事推动了对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的进一步检查，整风范围也随之扩大。

同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有关报告草稿上作出批示，指出不少文艺协会和刊物长期脱离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甚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他还以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为例，警告文艺团体若脱离政治方向，可能演变成具有政治影响的组织。

这份批示的分量很重。随后，文艺界多位负责人作检查，夏衍、田汉等人受到批评，一批传统剧目被重新审查。京剧《海瑞罢官》受到严厉批判，昆曲和其他古典剧目也面临停演、删改或冷落的处境。文艺政策开始明显转向，现代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1964年7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各地剧团带来的作品，多以工农兵人物、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为内容。传统唱腔、身段和锣鼓经被保留下来，但人物换了，故事换了，舞台上的服装与叙事方式也发生改变。

这种变化后来产生了代表性剧目。《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作品，逐渐成为现代戏创作的重要样板。它们解决了一个现实问题：怎样把京剧的程式、唱腔和表演技巧，用来讲述近现代革命故事。

但另一面同样不能忽略。整齐划一的创作要求，使许多传统剧目失去演出空间，部分艺术家多年积累的经验也难以继续施展。传统戏曲不是简单换一套服装、改几个角色就能完成转型，艺术规律与政治要求之间，始终存在复杂的张力。

毛泽东那句“外国死人部”，本意在于批评文化部门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要求文艺承担新的社会功能。可在具体执行中，批评逐渐演变为对传统题材的大范围压缩，甚至把艺术形式、历史题材与思想立场简单捆绑。那段时期的文艺转向，因此既包含改革旧舞台的政治动员，也留下了传统艺术受损的历史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