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毅,刑事律师,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东城区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研究会副秘书长,东卫全国刑事业务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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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台手机,三年时间,在同一个购物平台上对900余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余次,下单金额累计1000余万元。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更值得琢磨的是第二个数字:这1000余万元的订单,给商家造成的可以直接认定的损失,是技术服务费6.21万余元

1000万与6万,相差约160倍。这个差距,恰恰是本案最有含量的一处:它决定了罪名,也决定了刑期落在哪一档。

2026年9月28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了这一参考案例;2026年10月4日,央视新闻、白岩松再次点评此案。下面把案件事实、作案模式、法律定性和辩护路径一次讲透。

一、案件事实:三年、900家店、2700次订单

本案被告人陈某,作案跨度从2022年4月到2025年5月。其行为的起点,是一笔再普通不过的电商售后申请。

,陈某在购物平台正常下单,收到商品后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即留下商品、同时要回货款)。这一步的目标,是「白拿商品」。

,商家一旦拒绝,陈某即以商品存在质量瑕疵等理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求商家赔偿。值得注意的是,通报披露的一个细节是:他在这一步会去翻找商家是否存在「好评返现」之类的违规问题。对很多中小商家来说,这几乎是死穴。

第三步,如果前两步都不奏效,陈某就通过商家的营业执照,找到该商家名下的所有关联店铺,一次性下单几十件甚至几千件的大额订单;等商家辛辛苦苦打包、快递完成揽收后,他立刻申请「未收货仅退款」

这三步走完之后,商家就掉进了一个两难的陷阱:不发货,会被平台判「未按时发货」而受处罚,影响店铺权重和排名;发货,则白白损失打包费、快递费和支付给平台的技术服务费。

按人民法院案例库及媒体公开披露的信息,本案的核心数据如下:

项目

已披露数据

作案期间

2022年4月至2025年5月

被针对店铺

900余家

恶意下单次数

2700余次

恶意下单金额(流水)

累计1000余万元

可认定的直接损失

平台技术基础交易服务费6.21万余元(不含流量费、快递费、打包费等间接损失)

「和解费」

季某、王某、林某、朱某、张某、曹某6人共计6400元,其中曹某支付5000元

案发后表现

退出违法所得6400元,自愿赔偿曹某10000元并获其谅解

判决结果

破坏生产经营罪,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生效情况

宣判后未上诉、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关键时间线(据人民法院案例库、央视《法治在线》、江苏检察网、《扬子晚报》等公开报道整理):

  • 2025年12月30日: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 2026年5月:央视新闻频道《法治在线》报道该案;
  • 2026年9月28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发布该参考案例;
  • 2026年10月4日:央视新闻及白岩松评论再次聚焦本案。

二、作案模式拆解:把「维权通道」改造成「收费通道」

本案的手法很有代表性,它不是一次性的诈骗,而是把平台售后规则、行政投诉渠道、商家的合规焦虑三者串成了一条流水线。可以拆成四个环节看。

(一)入口:把平台规则当作「零成本的施压工具」

「仅退款」本是电商平台为处理「没收到货」「货物彻底毁损」「退货没有实际意义」等情形而设的售后模式。它的正当性前提是:消费者确实存在损失,且退货不可行

而本案中,陈某的做法是「虚构理由」。这意味着从第一步开始,「仅退款」就脱离了它的制度目的,变成了一个可以反复触发、成本极低的杠杆。

(二)杠杆:用「投诉举报」放大威慑

被拒之后的投诉举报,才是这套模式的真正放大器。原因很直白:对商家而言,一次投诉的处理成本,往往高于一笔订单的利润。尤其是「好评返现」这类容易留下把柄的营销动作,一旦被投诉,商家不仅要应付核查,还可能要整改、被处罚。

于是,「投诉」这个本来用于监督违法经营的法定渠道,就被改造成了「不给钱就持续找你」。

(三)引擎:用「批量下单+立即退款」制造真实损失

前两步都还算「空转」,第三步才是真正动手的部分。

批量下单并让商家完成揽收后立即申请「未收货仅退款」,商家会实际支出三笔钱:打包费用、快递费用、支付给平台的交易技术服务费。这些是已经发生、收不回来的成本。本案最终可认定的直接损失6.21万余元,主要就是技术服务费。

这里有一个重要事实值得记住:1000余万元是「流水」,不是「损失」。因为下单后立刻退款,资金并未实际支付,但平台系统仍计入交易流水。反复操作,就把流水规模虚增到了1000余万元。

(四)变现:用「和解费」把骚扰直接换成现金

本案中,六名商家为避免店铺遭受更大损失,主动向陈某支付「和解费」共计6400元。金额不大,但性质很重:它是这套模式从「骚扰」走向「变现」的证明。

把四个环节连起来看,这类行为有三个突出特征:

特征

本案体现

为什么它重要

非接触

全程通过平台账号与线上渠道完成

传统「破坏生产经营」多为物理性毁坏,本案迫使司法机关回答「非物理性破坏算不算」

规模化

900余家店铺、2700余次

单次金额小、总量大,是典型的「积少成多」型危害

职业化

持续三年、步骤固定、目标可批量查找

直接影响「情节」评价与是否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

三、法律定性:同一个「仅退款」,为什么走向不同罪名

本案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不是刑期,而是罪名

(一)破坏生产经营罪:刑法第27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破坏生产经营罪】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需要说明:该条文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未经修正,现行文本与1997年原文一致。

立案追诉标准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公通字〔2008〕36号)第三十四条〔破坏生产经营案(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二)破坏生产经营三次以上的;(三)纠集三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的;(四)其他破坏生产经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按上述标准,本案损失6.21万余元、次数2700余次,入罪没有疑义。争议全部集中在「以其他方法」这四个字上。

法条列举的典型行为是「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都是物理性破坏生产资料。而本案是「在网上下单再退款」,看不见摸不着。这能不能算「其他方法」?

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本案的裁判理由给出的答案是:可以。理由是,恶意批量下单直接扰乱了订单数据流流转,破坏了正常履约流程,恶意挤占了网络商家生产经营活动所依赖的网络技术服务、快递打包服务等资源,造成商家财产利益损失,严重干扰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

这一结论并非孤例,此前已有两类先例:

  • 「反向刷单炒信」案:2014年,南京一起案件中,被告人董志超、谢文浩为打击竞争对手,多次以同一账号恶意大量购买竞争对手网店商品,致平台认定该店铺从事虚假交易并作出搜索降权处罚,被处罚期间消费者无法搜到该店商品,造成订单交易额损失10万余元。一审法院(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二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定性。
  • 「堵工」类妨害案: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4刑初156号尹学菊案中,法院认为「破坏」既有摧毁、毁坏等暴力有形破坏之意,也包括扰乱、妨害之意,妨害他人生产经营的行为可以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

不过,「其他方法」的边界并不宽松。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2026年7月的一则实务问答中归纳了三种观点,并援引《刑法罪名精释》指出:对「其他方法」应作必要的、适度宽缓的解释,但如果有关方法会对生产经营活动造成整体性破坏或者妨害,且其危害程度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相当的,才可以认定。这一「危害程度相当」的限定,正是辩护的落脚点。

(二)敲诈勒索罪:法院为什么明确排除

本案被告人实际索得了6400元「和解费」,行为外观上很接近敲诈勒索。为什么最终没有定敲诈勒索罪?裁判理由把敲诈勒索罪拆成了一条完整的因果链:

实施威胁、恐吓 → 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 → 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

对照本案,法院给出了三点排除理由:

  1. 陈某在「仅退款」被拒后,直接针对商家实施持续、批量下单行为,并未主动联系商家,扬言「不给钱就如何」,与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恐吓行为存在较大差异;
  2. 持续、批量下单不足以让商家形成恐惧心理,商家主动支付「和解费」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避免滋扰的考虑,而非恐惧心理;
  3. 对于「和解费」的数额,陈某亦不讨价还价,不符合敲诈勒索的惯常表现。

结论是:案涉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认定陈某具有敲诈勒索的主观故意(包括非法占有目的)。

相关法条供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标准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0号,2013年4月27日施行):

第一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第三条 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多次敲诈勒索」。

请注意这一处对比的份量:如果本案定敲诈勒索罪,仅「二年内三次以上」就足以构成「多次敲诈勒索」,而6400元的数额已超过「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法定刑同样是三年以下。也就是说,本案从「三年以下」的结果看,两种罪名的天花板是接近的;但两罪的构成要件、辩护空间、社会评价完全不同。

(三)同一个「仅退款」,四种不同结局

把近期公开报道的同类案件放在一起看,这条分水岭就非常清楚了。

案件

主要行为

定性

结果

本案(江苏江阴,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

2022年4月至2025年5月,对900余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余次,流水1000余万元,直接损失6.21万元

破坏生产经营罪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谭某某案(湖南衡山)

2025年10月至2026年1月,用AI修图软件伪造商品变质图片,虚构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涉水果价值16070元,得手后转卖牟利

诈骗罪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认定为累犯,从重)

苏某案(北京,2026年1月29日两高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

将事先准备的蟑螂投入餐馆饭菜,以举报违反食品安全法相要挟,5次要求免单和赔偿,其中4次索得1663元

敲诈勒索罪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

黄某等8人案(江苏徐州,同批典型案例)

伪造买家快递单和食品包装胀袋、漏气视频照片,虚构鸡爪存在质量问题,骗取食品公司退款9万余元

诈骗罪

主犯等4人诈骗数额巨大、其余4人数额较大,均以诈骗罪定罪

袁某某(山东德州庆云)

购买榴莲肉后虚构「商品发霉」申请「仅退款」

未达刑事标准

行政拘留

王某某、谢某某案(北京朝阳,2026年7月22日宣判)

拆单购物千余笔,通过12315、12345平台投诉举报数百次,以「不撤销投诉、要求立案处罚」相要挟,索赔近47万元(既遂11.65万元)

敲诈勒索罪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二万元;同案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罚金六千元

一眼能看出的规律是:定性不取决于「恶意退款」这四个字,而取决于行为指向的对象和施加压力的方式。

  • 造假骗平台或商家「自愿」退款的,指向的是被害人的错误认识,走诈骗罪
  • 扬言举报、持续投诉迫使商家掏钱的,指向的是被害人的恐惧心理,走敲诈勒索罪
  • 既不联系商家、也不索要钱财,而是直接在经营端制造真实成本的,指向的是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走破坏生产经营罪
  • 情节显著轻微的,走行政处罚通道。

(四)规范层面的最新动向:恶意索赔已被系统性规制

本案不是孤立的司法判断,2024年以来,规范层面的动作密集而明确。

第一层,行政法规直接切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78号,2024年7月1日施行)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通过夹带、掉包、造假、篡改商品生产日期、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条文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把「假维权」从民事惩罚性赔偿的通道里剔了出去;另一方面,它把「真维权」与「假维权」的判定标准,明确写进了规范。

第二层,部门规章把移送公安的情形具体化。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21号,2026年4月15日施行)第四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掉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

同一规章还新增了识别与拦截机制:第十七条列举了判断「非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具体情形(购买商品的数量、次数、频率与通常消费习惯明显不符;同一投诉人短期内大量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或消费者权益争议;多人使用同一手机号码、通讯地址投诉等);第二十三条明确对涉嫌违法索赔的情形终止调解。该规章施行之日,2019年公布的原《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同时废止。

第三层,司法与行政的联动指引。

  • 2026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规范职业索赔维护市场秩序典型案例(2026年1月30日《人民日报》第8版报道),明确「分类施治」原则:依法支持合理维权、遏制恶意索赔、打击违法犯罪。
  • 2026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信访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行为治理恶意索赔的意见》(该文件内容经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省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对外披露),对治理恶意索赔的认定、处理和制度保障作出明确。
  • 202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以生活消费需要为限支持惩罚性赔偿、超出合理消费范围不予支持。

一句话概括这一轮规范变化:「维权」这件事,从此有了可被量化识别的边界。

四、律师辩护角度:六层辩护路径与三个前置判断

这一节是全文的重点。因为本案的参考案例地位,使它必然会成为后续同类案件的比对样本,凡是承办同类案件(无论站在被告人一侧还是被害人一侧),都应当围绕下面六个层次展开工作。

先给出三个前置判断,它们决定了辩护的整体方向:

判断一:定性是第一战场,不是量刑。本案及上述表格中的案件表明,同一类行为可以落入破坏生产经营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三个完全不同的罪名,还有可能只是一次行政拘留。罪名不同,构成要件不同,辩护的着力点也就完全不同。

判断二:数额认定是第二战场,且往往被忽略。本案最具技术含量的一点是:1000余万元的流水最终只被认定为6.21万余元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打包费、快递费、流量推广费、店铺权重下降等)因难以精确量化而未计入认定数额,仅在量刑时作为酌情从重情节考虑。这个认定方法本身就是辩护空间。

判断三:主观目的要件与「职业化」特征是第三个战场。破坏生产经营罪要求「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这是主观构成要件,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语。

(一)第一层:罪名之辩

罪名之辩是本案辩护的起点,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

要点 1:逐一击破「同类解释」的边界。

刑法第276条列举的行为方式是「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其后是「或者其他方法」。「其他方法」在解释上应当遵循同类解释规则,即与被列举的行为具有相当性。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目前法院的主流把握是「造成整体性破坏或者妨害,且危害程度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相当」。

辩护的具体动作包括:

  1. 审查行为是否造成整体性破坏。若被指控的行为仅针对个别订单、个别环节,未影响商家整体经营能力,应主张不落入「其他方法」;
  2. 审查危害程度的可比性。可从订单最终是否取消、商品是否退回、商家是否实际发货、损失是否可避免等事实切入;
  3. 审查「生产经营」的范围。破坏生产经营罪保护的是生产经营的正常活动,判断被破坏的对象是否确属生产经营所依赖的核心资源。

要点 2:在破坏生产经营罪与敲诈勒索罪之间,主动选择有利轨道。

本案裁判理由对敲诈勒索罪的排除,反过来就是辩方可用的论证工具。如果检方指控敲诈勒索罪,辩护的核心就是攻击「威胁、恐吓」与「恐惧心理」的因果链

  • 行为人是否主动联系过被害人、是否明示或暗示过「给钱就停止」?本案裁判理由特别指出「并未主动联系商家,扬言『不给钱就如何』」,这正是切断威胁要件的关键事实;
  • 被害人的付款动因,是恐惧心理还是息事宁人、避免滋扰?这需要从沟通记录、付款时间、付款方式、是否有过讨价还价等客观事实中还原。本案裁判理由指出商家付款「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避免滋扰的考虑」,且陈某「对于『和解费』的数额,亦不讨价还价」;
  • 「和解费」的数额与确定性。数额是否由行为人单方固定、是否讨价还价,是判断是否具备敲诈勒索惯常表现的重要抓手。

同时需要注意反向的风险:如果辩方成功推翻敲诈勒索罪的指控,并不等于无罪。本案的结果恰恰说明,同样的行为可能被转而评价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因此,罪名之辩的正确做法是逐罪审查构成要件并预判替代罪名,而不是简单的「不是A就是无罪」。

要点 3:审查「非法占有目的」与「个人目的」的区别。

破坏生产经营罪要求的是「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不要求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均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这一区别带来两个辩护效果:

  • 若行为人确实存在真实的消费争议(例如确实收到瑕疵商品、确实与商家就赔偿进行协商),则应当主张争议具有真实的消费关系基础,不属于「虚构事实」;
  • 反之,若控方以「索要和解费」为核心事实指控,则辩方可主张该部分事实已被评价为「个人目的」,不应重复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

要点 4:审查「违反平台规则」与「违反刑法」之间的距离。

滥用平台规则本身不构成犯罪。平台规则的违反,应当由平台通过风控、信用评价、封号等方式自我救济。刑事追责的前提是行为溢出平台规则、实际破坏了他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辩护应当把「平台自治已经或能够处理」作为一个独立的抗辩点提出,作为刑法谦抑性的论据。

(二)第二层:「生产经营」与法益之辩

这一层是本案相较于传统破坏生产经营案件的独特辩点

传统案件的破坏对象是物理性的生产资料,法益侵害一目了然。而网络环境下,「被破坏的到底是什么」需要重新论证。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

  1. 订单数据流是否属于「生产资料」?本案裁判理由把「订单数据流流转」「履约流程」列为被破坏的对象。辩护应当要求控方具体说明:哪一个数据流、哪一段履约流程、以何种证据证明其被破坏及其后果;
  2. 网络技术服务、快递打包服务是否属于「商家生产经营依赖的资源」?这些资源实质上是第三方(平台、快递公司)提供的服务,商家为此付费。辩护可以主张:应当区分「商家为服务实际支出的费用」与「抽象的资源占用」,只有前者才是可归责于被告人的财产损害;
  3. 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是否受到干扰?若商家的营业并未实际中断、店铺并未被关停或降权处罚,仅是个别订单被取消并承担费用,应当主张其危害程度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不具有相当性。

(三)第三层:损失数额与「情节严重」之辩

这是本案技术含量最高、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

要点 1:坚持「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的区分。

本案的认定方法值得反复研究:流水1000余万元不计入损失,直接损失为技术服务费6.21万余元,间接损失(打包费、快递费、流量推广费等)因难以精确量化未计入认定数额,仅作量刑时的酌情从重情节。

对辩方而言,这一方法提供了明确的攻防框架:

  • 收集并剔除以未发货即取消方式形成的订单,此类订单不产生损失;
  • 主张同一订单不得重复计算损失(退款后重新下单的、同一批次拆分的);
  • 技术服务费的计算依据逐项质证:费率依据、计算主体、计算期间、是否已由平台返还或减免、是否包含商家自行承担的推广费用;
  • 主张间接损失不得计入定罪数额,且既然不予计入,其作为「酌情从重情节」的份量也应当受到限制,避免同一事实被两次评价。

要点 2:「情节严重」缺少全国统一标准,这是重要的升档防线。

刑法第276条规定了两档:三年以下与「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但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司法解释,各地公开的量刑参考标准并不一致(例如部分地区公开的标准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以上」列为情节严重,与「破坏生产经营三次以上且损失3万元以上」并列)。

这一现状带来的辩护价值是双向的:

  • 一方面,不得以地方内部参考标准直接为被告人升档。地方量刑参考文件并非司法解释,其效力层级不足以单独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依据;
  • 另一方面,既然存在「5万元以上即为情节严重」的常见把握,本案6.21万余元的直接损失距离该门槛非常接近,因而数额核减的每一个百分点都可能决定刑期落在哪一档。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层、第三层辩护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必须做足的工作。

(四)第四层:主观目的之辩

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典型的目的犯,要求「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这一要件在实务中常被轻视,但它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辩护通道。

本案裁判理由中有一段非常关键:陈某「因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被商家拒绝后,为泄愤报复」——也就是说,法院认定的主观目的,是「前段消费争议被拒之后的泄愤报复」。

这一认定给辩护留下了空间:

  1. 目的的时间界限:如果行为人的批量下单行为发生在争议产生之前,或者与争议无关,则「泄愤报复」的认定基础不成立;
  2. 目的的复合性:检察机关在本案中明确指出陈某的主观目的具有「复合性」(既有泄愤报复,也有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非法获利的意图)。目的复合,意味着辩护可以主张对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行为分别评价,避免把全部行为笼统归入一个更重的主观目的;
  3. 真实争议的抗辩:若行为人确有真实的消费争议(如确有瑕疵商品、确在协商赔偿),则应当主张其行为属于维权方式的失当,而非「泄愤报复」,并据此争取降格处理。

(五)第五层:量刑与从宽之辩

本案已退出违法所得6400元、自愿赔偿被害人10000元并获得谅解,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实刑。这一结果本身就是一个必须记住的量刑坐标:退赃+谅解不等于免责,甚至可以说不等于缓刑。

由此,量刑辩护应当围绕以下要点展开:

情节

法律依据

实务要点

坦白/自首

刑法第六十七条

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事实;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事实

认罪认罚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尽早认罪、彻底认罪、稳定认罪;注意从宽幅度与认罪阶段的关联

退赃退赔与被害人谅解

刑法第六十四条;量刑从宽的一般规则

固定缴款凭证、谅解书原件;对谅解的真实性与范围逐项核实

缓刑

刑法第七十二条

需同时满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四项要件

罚金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未规定「情节严重」档的罚金幅度,基本档可单处罚金

结合缴纳能力举证,争取罚金数额的从轻

禁止令

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

对类似本案的重复性、骚扰性行为,检方或会提出禁止令;应当对禁止令的范围(如禁止接触特定平台、特定店铺)逐项质证,避免范围失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案的从宽事实已经比较充分(退赃+赔偿+谅解),结果仍是实刑。这说明在此类「职业化、规模化」行为中,法院倾向于以实际刑期回应「刑事处罚必要性」。因此,量刑辩护的重心应当前移到数额核减罪名认定上,而不是把全部资源压在最后的情节罗列上。

(六)第六层:程序与证据之辩

此类案件的证据以电子数据为主,程序辩护的空间比通常想象的更大。

要点 1: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与同一性。

平台后台的订单记录、退款记录、投诉记录,属于电子数据。应当逐项审查:

  • 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封存状态;
  • 提取过程是否有录像、见证人;
  • 完整性校验值是否在全链条各环节均有记录(不是只看最后一步);
  • 数据导出主体的资格(是平台自行导出,还是侦查机关依法调取)。

要点 2:账号同一性与行为同一性的区分。

本案涉及900余家店铺、2700余次下单,必然涉及账号归属的认定。辩护应当注意:证明「某一账号属于被告人使用」与证明「某一具体下单行为由被告人实施」,是两件事。若证据仅能锁定账号或设备的归属,而未锁定每一个具体行为,应当主张按已查明的事实认定行为次数,而不是以账号的全部记录笼统归责。

要点 3:跨地域取证的管辖与程序。

本案涉及全国范围内900余家店铺,被害人分布多地,必然涉及多地取证与管辖问题。应当审查:

  • 立案管辖的依据是否充分;
  • 异地取证是否履行了法定协助程序;
  • 多名被害人的陈述是否进行了同类事实的逐项固定,还是笼统的概括性证言。

要点 4:「投诉举报」部分的处理是否重复评价。

本案中,陈某还实施了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的行为。投诉本身是法定权利,若控方将「投诉」与「恶意下单」并列作为入罪事实,辩方应当主张:依法行使的投诉权不应作为犯罪的构成事实被评价,尤其是对是否属于「滥用投诉举报权利」的判断,应当回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与《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第十七条所列的具体情形,逐项核对,而非以投诉次数简单推定。

(七)反向使用:商家一侧与平台责任的三个动作

本案的被害人一侧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参考案例的发布本身就带有「打样」的意味。对商家而言,有三个动作应当立即落实:

  1. 留痕:对异常订单的时间、账号、收货信息、退款申请理由、沟通记录,第一时间完整固定。恶意索赔的行为人往往反复使用相同手法,「同一手法针对多家店铺」的证据组合,比单店证据有力得多
  2. 拒绝「花钱买太平」:本案的事实已经说明,支付「和解费」不仅难以止损,反而可能强化对方的施压动力。正确的做法是向平台申诉,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报案;
  3. 用好行政与司法两个通道:《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第四十二条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涉嫌违法索赔时移送公安提供了明确依据;2026年1月29日两高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也为分类处置提供了可比对的参照。

(八)分阶段工作清单

阶段

辩护/代理工作要点

侦查阶段

核实账号与设备归属证据;固定真实消费争议的证据(如确有瑕疵商品);提出不批捕意见;劝阻在无专业意见的情况下对全部下单事实一概认可

审查起诉阶段

主攻罪名(破坏生产经营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不构成犯罪);推动数额核减(剔除未发货即取消的订单、核对技术服务费计算依据);争取情节轻微不起诉

审判阶段

提出「其他方法」的同类解释边界抗辩;主张间接损失不入定罪数额;争取缓刑并同步准备禁止令范围意见;对电子数据取证程序提出质证意见

判决后

核对刑期起算与羁押折抵;核实追缴范围是否限于违法所得;对判决书认定的损失数额逐项比对庭审证据

五、结论

把本案拆到底,有三个判断值得记住。

第一,「维权」与「犯罪」的分水岭在手段,不在诉求。消费者对商品质量不满意,可以投诉、可以举报、可以起诉、可以索赔,这些都是法律明确保障的权利。但一旦把「投诉举报权」当作施压工具,把「批量下单」当作制造损失的手段,把商家的合规焦虑当作变现路径,行为就已经离开了维权通道,进入了刑法评价的范围。本案与谭某某案、苏某案、王某某案的对照,最直观地展示了这条分水岭的走法。

第二,本案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是罪名谱系,而不是一年六个月的刑期。1000万元的流水、6万元的直接损失、900家店铺、2700次下单,这四组数字中,真正决定刑期的只有「直接损失」这一项。而同一个「恶意退款」,在造假骗取时是诈骗罪,在扬言举报时是敲诈勒索罪,在不接触商家而只在经营端制造真实成本时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在情节轻微时只是行政拘留。定性是第一战场。

第三,规则被武器化时,刑法不是唯一出口,但必须存在。平台有风控能力,行政机关有移送通道,民事制度已经不保护恶意索赔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刑事追责是最后一环。对辩护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是否认这一环的存在,而是确保被追究的,确实是那一环真正应当追究的行为与数额。

本文所引法律、司法解释与规范性文件的名称、文号、条文序号及施行日期均经核对;文中案件事实来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发布的参考案例及央视新闻、检察日报、江苏检察网、《扬子晚报》等公开报道,部分数据以发布机关公开披露为准。个案处理请以在办案件证据与现行有效规范为准。【律师简介】张毅律师,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东城区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研究会、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东卫全国刑事业务中心副秘书长。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环境资源犯罪辩护与研究。执业以来以精细化的态度、精准化的辩护方式办理了近百起刑事案件,承办过多起最高司法机关挂牌的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辩护的多起案件获得不起诉、缓刑、减轻量刑、改判等结果。

本文仅作法律实务交流,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