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6日，广西南宁，毛泽东抵达这座南方城市，准备主持即将召开的南宁会议。时任广西省长韦国清前来迎接。面对这位熟悉的老上级，他没有急着谈建设，也没有立刻汇报工作，而是先问了一句：“主席，您到了南宁，怎么安排？”
毛泽东笑着回答：“我到了这里就是你们的公民，一切由你们安排嘛。”
这句话看似轻松，韦国清却听出了分量。南宁当时基础条件有限，中央和地方不少负责同志即将汇聚于此，广西既要尽地主之谊，又不能铺张。如何安排，成了摆在韦国清面前的一道小考题。
毛泽东此前已经提出，会议期间不要请客送礼，不要增加地方负担。广西同志有些为难：客人来了，总不能连一顿地方饭菜都不安排。韦国清思量再三，决定亲自去说明情况。他对毛泽东说：“广西再困难，也想请大家吃一顿简单的饭。”
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应，只是看着他。韦国清又补了一句：“不铺张，尝尝广西的家常味道就行。”
毛泽东这才表示，可以尊重地方安排，但要简单，不能形成负担。韦国清松了口气。临出门时，他忽然想到一道颇具岭南特色的菜，便试探着问：“主席，您敢吃蛇羹吗？”
毛泽东听后大笑：“蛇做的羹？好啊，大家都尝一尝。”
宴席并不复杂，每位参加者面前放着一盅蛇羹。有人起初面有迟疑，毛泽东便半开玩笑地说，岭南有这样的饮食习惯，既然到了广西，就该尝尝地方风味。气氛很快活跃起来，这道菜也成了南宁会议期间流传较广的一段轶事。
有意思的是，韦国清敢这样说话，并不是因为一时冒失，而是因为他与毛泽东之间，早已建立起特殊的信任。这份信任，来自战场上的考验，也来自长期工作中的实际表现。
韦国清是广西东兰人，少年时期参加革命。长征途中，他在干部团工作。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在北上问题上面临严峻考验。部队行动出现分歧时，韦国清奉命率部担负警戒和护卫任务，保证中央机关能够迅速转移。
那不是普通的行军调动，而是关系到红军战略方向的一次关键选择。韦国清在紧要关头执行命令，保持克制，没有让局面进一步失控。毛泽东由此看到了他的政治立场和处置能力。
到达陕北后，战事依旧紧张。1936年，红军在陕北进行多次作战，韦国清曾担负掩护任务并负伤。毛泽东后来提起这件事时，曾对他说：“我和朱老总没有负伤，你负伤了。”话不长，却说明这位领导人一直记得部下在危险时刻承担的责任。
抗日战争时期，韦国清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新四军工作，参与根据地反“扫荡”及反击作战。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在华东战场任职，参加宿北等战役，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承担艰苦任务。部队往返机动，行程很长，作战环境复杂，但任务完成得较为扎实。
毛泽东并非每次都直接指挥韦国清，却通过战报和电报持续关注他的表现。对一名将领来说，能不能打仗固然重要，能否在复杂局面中稳住部队、服从全局，同样是决定性条件。韦国清恰恰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越南抗法战争形势变化。1950年，胡志明访问中国，请求援助。中央决定派出军事顾问团，韦国清被任命为团长。这个任务既需要军事经验，也需要外交分寸。中国顾问不能替越南同志作决定，只能在战略和训练等方面提供帮助。
毛泽东在接见顾问团时，称赞共产党人要服从工作需要，艰苦地方也能去。韦国清在越南工作数年，始终注意尊重越方指挥体系，协助越南人民军改善作战和训练。抗法战争结束后，顾问团完成任务，韦国清的工作得到中越双方认可。
回国后，他没有继续留在军队担任更高职务，而是按照中央安排回到广西。韦国清对此并不推辞。军队干部转到地方，面对的不再只是战役胜负，而是工业、教育、水利和交通等一连串具体难题。
南宁会议期间，他终于把广西的困难摆到毛泽东面前。广西工业基础薄弱，缺少大型项目，教育资源也明显不足。韦国清没有泛泛而谈，而是提出了钢铁、化肥、水电等建设设想，同时说明广西缺少高等学校的现实困境。
毛泽东表示，广西工业发展要加快，教育事业也不能落后。随后，柳州钢铁厂、西津水电站、柳州化肥厂等项目进入规划视野，广西大学也开始恢复筹建。1958年，广西大学恢复招生，韦国清担任校长。那顿蛇羹只是席间小事，真正让韦国清放在心上的，是如何借会议机会为广西争取发展条件。
1月22日，南宁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在人民公园接见群众。下午两点左右，他在南宁停留期间会见当地各族群众，持续约一个半小时。韦国清安排这次活动，既考虑到群众愿望，也注意到安全和秩序。毛泽东离开南宁后，韦国清继续在广西工作，把主要精力投入地方建设。
多年之后，两人的见面次数已经不多。1975年，毛泽东即将接受眼部手术，按安排不再接见来客。得知韦国清前来后，他仍同意见面。那次谈话持续多久，外界难以确知，但这是两位老战友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韦国清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早年战场上的一次负伤，越南战场上的多年相处，以及南宁那盅带着地方风味的蛇羹，串起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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