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北京，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刘亚楼面对毛主席交给他的一个新任务，显得有些为难。这个任务不是带兵攻城，也不是指挥野战，而是从零开始组建一支现代化空军。刘亚楼沉默片刻，还是流露出想去前线的意思。
毛主席看出了他的顾虑，直截了当地说：“难不成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
这句话听起来像批评，背后却是极大的信任。刘亚楼长期在陆军部队中作战，熟悉运动战、攻坚战，也习惯了在枪炮声中解决问题。空军却完全不同，既需要飞行员、机械师和机场，也需要航空教材、指挥体系以及大批懂技术的干部。接下这个担子，等于要另起炉灶。
刘亚楼并非一开始就显得“适合”空军。红军时期，他更多是靠战场表现赢得毛主席赏识。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计划诱敌深入龙冈。刘亚楼任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委，和团长毕占云率部佯装败退，把张辉瓒部引入预定区域。
这不是简单撤退。退得慢了，敌人不敢追；退得快了，又容易暴露意图。刘亚楼把握行军节奏，配合主力完成合围。张辉瓒被俘后，毛主席称赞他“敢输敢赢”，并把缴获的手表奖给了他。那一年，刘亚楼只有二十多岁，却已经显出善于判断和敢于担责的特点。
这种能力，在长征中更加突出。1934年长征开始后，刘亚楼担任红二师政委，部队多次承担前锋任务。强渡乌江、遵义作战、四渡赤水，他既要执行命令，又要根据敌情及时调整。行军方向常常变化，部队时而前进，时而迂回，前卫甚至会变成后卫。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通过佯动和调遣，反复牵制国民党军。刘亚楼率部制造声势，使敌人误判红军意图，为主力渡过金沙江争取了时间。部队到达皎平渡附近时，毛主席曾对赶来的红二师官兵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这句话，说明刘亚楼带的部队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
1932年漳州战役中，红军缴获过飞机。刘亚楼曾仔细观察这种“空中武器”，也由此感受到，未来战争不会只在地面展开。那时的红军还没有条件建立航空力量，飞机只能拆解保存，许多部件后来埋入地下。遗憾归遗憾，这段经历却让刘亚楼更早意识到航空兵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收束阶段，台湾方向和沿海作战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没有空军，渡海和防空便缺少重要保障。中央决定筹建人民空军，刘亚楼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善于组织大兵团行动，又能在复杂情况下迅速抓住重点。
他最终接受任命，出任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上任后，刘亚楼没有把困难挂在嘴上，而是把工作拆成一件件具体事情：选干部、办航校、译教材、建机场、组建飞行部队。1949年8月，他代表中国方面同苏联商谈航空援助事宜；同年10月，带着苏联专家回到北京。
中央批准筹建航校后，刘亚楼提出限期办学。六所航校要在很短时间内开课，人员、校舍、器材和教材都不齐全，压力可想而知。他组织翻译人员和航空专业人员共同工作，边翻译、边校订、边使用。1949年12月1日，六所航校按计划开学，这个结果来之不易。
有意思的是，他对干部选拔也格外谨慎。毛主席曾建议扩大候选范围，从更多野战军干部中挑选，再确定合适人选。刘亚楼明白，空军政治工作不能照搬地面部队，既要懂部队，又要适应技术兵种特点。一个岗位选得准不准，往往会影响整个单位的作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空军建设突然从“赶办学校”转向“准备作战”。当时人民空军成立不久，飞行员数量有限，训练时间也短。彭德怀希望得到空中掩护，刘亚楼则明确表示，不能因为条件不足就永远不参战，必须在实战中学习。
1950年12月，人民空军开始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1年1月21日，志愿军空军部队首次取得空战战果。刘亚楼要求部队谨慎指挥，既不能轻敌，也不能因缺乏经验而畏缩不前。对这支年轻的空军来说，第一要务不是夸大战果，而是从每一次升空、每一次返航中积累经验。
刘亚楼的性格也带到工作中。1958年前后，随着中苏关系出现变化，一些航空专业人员和俄语翻译面临调动。刘亚楼认为，培养一名合格翻译十分困难，便要求未经空军党委批准，不得随意调走。毛主席对此提出批评，刘亚楼仍坚持说明理由。两人的分歧并不影响彼此信任，恰恰反映出刘亚楼敢于负责、敢于表达意见的一面。
1964年，刘亚楼积劳成疾，仍在病中关心航空侦察等工作。毛主席得知后多次写信，嘱咐他安心治疗，把休养也当成任务执行。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因病逝世，年仅55岁。这个曾经不愿离开陆军战场的将领，最终把余生投入了另一片战场，并为人民空军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起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