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的那天，成都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雨。

我接到养老院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手机调了静音，屏幕亮了三次我才看见。回拨过去，护工的声音很平，说老太太走了，凌晨三点十七分，睡着走的，没遭罪。我嗯了一声，说知道了，我马上过来。挂了电话才发现，手里那支笔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攥断了，笔尖扎进掌心，渗出一颗血珠子。

赶到养老院的时候，母亲已经被挪到了负一楼的太平间。护工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她所有的遗物：两套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个搪瓷杯，还有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封皮是暗红色的，磨得发白，边角卷了起来。我翻开第一页，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期——是她住进来的第二天。

“三月十二。儿子送我来的。他说这里有人照顾，比家里强。我说好。”

字歪歪扭扭的，她手抖了好几年，写出来的笔画像蚯蚓爬。我继续往后翻，不是每天都写，隔几天写一段，有时候只有几个字。

“三月十五。隔壁床的老太婆打呼噜，一夜没睡。想回家。”

“三月二十。今天吃了回锅肉，肥的多，咬不动。儿子打电话问吃了啥，我说吃的回锅肉，他说那就好。”

“四月初三。下雨了。想起老屋的瓦，不知道漏没漏。想给儿子打电话，拨了没接通。算了。”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五个字，笔迹比前面都重，圆珠笔把纸都戳破了：

“儿子，妈寒心。”

日期是五天前。她走的前五天。

我蹲在太平间门口，把那本笔记本合上，又翻开，合上，又翻开。走廊里灯管滋滋响着，忽明忽暗。我忽然想起送她来那天，三月十一号，我骗她说先住一个月试试，住不惯就接回去。她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没说话。到了养老院门口，她自己拎着包袱下车，我说妈我帮你拿，她说不用，你忙你的。然后她就走进去了，没回头。

我站在车旁边，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玻璃门后面。那天太阳很大，照得她灰白的头发亮晃晃的。我当时想，下个月就来接她。后来忙，忘了。再后来想起来了，又觉得她在里面有人照顾，总比一个人在家强。老屋就她一个人，万一摔了，连个打电话的人都没有。

我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每一条都像模像样。直到看见那五个字。

那天晚上我回了老屋。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堂屋的桌上还摆着她走之前没吃完的半碗咸菜，长了白毛。灶台是冷的，锅盖歪在一边。卧室里被子没叠，枕头旁边放着她的老花镜和一本翻了一半的挂历。挂历停在三月。三月十一号那天被她用圆珠笔画了个圈，旁边写了两个字：“走了。”

我在她床上坐了一夜。被子有她的味道，那种老人身上特有的、混着药味和雪花膏的气息。我躺下来，枕头上有一根她的白发，我捏起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

天快亮的时候，我在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翻到了一个铁盒子。盒子里是些旧东西：我小学的奖状，中学的成绩单，一张我结婚时的合影，还有一沓信。信是写给我父亲的，我父亲走得早，我十岁那年就没了的。她写了十几封，没有寄出去，收信人写的是“老李”，落款是“秀芬”。信里全是些家常话：儿子考试考了多少分，今天买了什么菜，隔壁王婶家添了孙子，诸如此类。最后一封的日期是今年三月十号，她住进养老院的前一天。

“老李，明天儿子要送我去养老院了。他说那里有人照顾，比家里强。我晓得他是为我好，但我不想去。我想守在老屋里，这屋里有你，有儿子小时候的影子。可是儿子说了，我不去他不放心。那我就去嘛。你在那边莫担心，我住不惯就回来。”

她没能回来。

出殡那天，亲戚们来了不少。二姑拉着我的手说节哀，说老太太走得安详，是福气。我点点头，没说话。我老婆在旁边抹眼泪，我儿子跪在灵前烧纸，火苗舔着黄纸，灰烬打着旋儿往上飘。我看着母亲的遗像，她还是那样笑着，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说“没事”。

火化之前，我把那本笔记本放进了她怀里。我想让她带走，又觉得她可能不想带走。最后我还是放进去了，连同那根我从枕头上捡起来的白发，一起搁在她手心里。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僵硬的，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净的泥土。她一辈子爱干净，走的时候却不干净。

我跪在那儿，额头贴着她的手背，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她手上。我喊了一声妈，声音卡在喉咙里，像吞了一把碎玻璃。我说妈，我错了。我说你听见没有，我错了。我说你起来骂我，你起来打我。我说你咋就走了呢。

她没应我。

火化炉的门关上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发高烧，她背着我走了十里山路去镇上。那时候她四十多岁，头发还是黑的，背着我走得飞快，嘴里一直念叨着“没事没事，妈在呢”。后来我病好了，她累倒了，在床上躺了三天。

我那时候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敬她。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我越来越忙，回去看她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她都说“我没事，你忙你的”。我信了。我信了十几年。

出殡回来，我站在老屋门口，掏出钥匙开门。锁孔锈了，拧了半天拧不开。隔壁王婶探出头来，说你妈以前每天下午都坐在门口那把竹椅上，看着路口，一坐就是一下午。我问她看啥，她说等儿子。我说你儿子不是刚走吗，她说走了也会再来的。

我蹲在门槛上，把那把锈钥匙攥在手心里。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的，打在院坝里的青石板上。那把竹椅还在门口放着，靠背磨得油光发亮，椅面上有一圈深深的凹痕，是她坐出来的。

我把竹椅搬进屋，放在堂屋正中间。然后我坐下来，学着她的样子，看着门外那条路。雨雾蒙蒙的，路尽头什么都看不清。我就那么坐着，从中午坐到天黑。

后来我掏出手机，翻到她的号码，拨了过去。那头传来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没挂。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一遍一遍地听。听到最后，我把手机贴在耳朵上，轻轻喊了一声：

“妈。”

雨声很大，把一切都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