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上海一处信用社内，徐州口音的鞋贩“虞金山”刚迈进门，几名陌生工作人员便迅速围了上来。有人按住他的肩膀，有人扣住他的手腕，随后喊出一个多年无人提及的名字：“吴蓝田，不要再装了！”
这个在上海靠制作童鞋糊口的中年商贩，脸色顿时变了。他很清楚，自己精心维持了八年的身份，已经被彻底揭穿。
吴蓝田原籍河南滑县，1911年出生。1928年，他在开封加入共青团，第二年入党，是滑县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员。1931年，他担任滑县瓦岗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地方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后来成为豫北地委组织部门的负责人。
这样的履历，本来足以说明他曾经受到组织信任，也有过为革命工作的经历。遗憾的是，职位和声望没有让他更加自律，反而使他的个人欲望逐步膨胀。
吴蓝田早年有一门包办婚姻，原配妻子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接触更多干部后，他开始嫌弃发妻，并以追求婚姻自由为由与其离异。问题并不止于婚姻变化，而在于他把干部身份和革命经历，当成了接近女同志、满足私欲的工具。
在豫北工作期间，他曾追求女干部陈克勤。婚后不久，他又与永年县一名妇救会女干部关系暧昧，导致夫妻矛盾激化，也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领导曾批评他：“正当恋爱没有什么不对，可你是有家室的人。”
这次谈话，本意是提醒和挽救。吴蓝田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反省。1939年春，他在干部训练班工作期间，又将目标转向一名负责生活事务的陈姓女干部。组织多次谈话，他仍不收敛，甚至把私人关系带到工作场所。
地委后来对他公开批评，决定保留职务，并将他调往滑县接敌区工作，同时把陈姓女干部调到长垣县，试图让两人分开。可吴蓝田不但不服从安排，还把这次处理视为组织与自己过不去。
1939年4月，他在滑县横村一带被带回途中逃跑，随后躲进敌占区。组织仍希望他回头，曾派人劝说，并表示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两人必须断绝关系。吴蓝田听到后，嘴上答应，心里却疑虑重重。
有一次，熟人聂元昂劝他：“你已经有两个了，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吴蓝田没有检讨，反而反问对方。话不投机后，他再次逃走。就这样，一个原本可以通过组织处分改正错误的人，逐步走向了不可挽回的道路。
1940年4月10日，吴蓝田公开投靠日伪，向日军交代根据地情况，并组建所谓“灭共工作团”。他改名吴进善，利用熟悉地方党政军情况的便利，带人搜捕、绑架和杀害抗日人员，还对过去认识的同志及其家属进行报复。
他曾将枪口对准发展过自己的党员，也曾迫害昔日帮助过他的干部亲属。日军“扫荡”根据地时，吴蓝田带领上千人的队伍配合作战，给豫北军民造成严重伤害。曾经与他有过关系的陈姓女干部，后来也明确表示反对他的叛变行为。
日本投降后，吴蓝田又投靠国民党地方势力。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他一度返回滑县继续活动。1948年7月滑县再次解放，他携家属南逃，先后经过郑州、南京、苏州，最后进入上海。
上海人口众多、行业复杂，他认为这里最适合隐藏。为了不露出北方口音，他刻意选择北方人较少的地方居住，少与邻居往来，还要求家人熟记徐州的街道、风俗和方言。原本家中两名女性的身份，也被他改成妻子和妻妹。
他把“吴金山”改成“虞金山”，让妻子改姓虞。两名女性制作童鞋，他负责贩卖，日子虽然清苦，却能维持一家生活。吴蓝田还反复告诫亲属：“只许我找你们，不许你们找我。”
真正撕开这层伪装的，却不是口音，也不是街坊怀疑，而是一笔北京房产交易。吴蓝田的母亲和弟弟生活困难，便托弟弟到北京出售旧房。弟弟改名后前往北京，后来房产卖出，亲戚将部分款项汇往上海，却因不知吴蓝田的新住址，汇款被退回。
这条异常线索引起滑县公安机关注意。公安人员从亲属关系查起，又通过部队查找其弟弟的服役情况，逐步掌握了吴家成员的往来地址。经过排查，侦查人员在上海宝山路附近发现了吴蓝田家属迁出的记录，最终把范围锁定在岳州路一带。
察觉危险后，吴蓝田准备向信用社借款，借机转移。信用社接到通知后，工作人员全部撤换，公安人员布置其中。吴蓝田一进门便被控制，八年伪装由此结束。
1956年9月16日，他被押回河南滑县，并写下交代潜逃经历的材料，声称愿意认罪、接受改造。但他曾获得过多次挽救机会，后来又以叛变、投敌和残害抗日人员的行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1957年2月25日，滑县人民大礼堂公开审判吴蓝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决后，3月20日，他在道口镇被执行死刑，时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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