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前我装睡，听见婆婆对医生丈夫说：麻药多加5倍！8亿家产呢
“麻药多加五倍。她要是在手术台上出点意外，那八亿家产不就都是咱们家的了？”
我躺在手术准备间的窄床上，眼睛闭着，手指却一下攥紧了床单。
说话的是婆婆。她就在隔帘外，声音压得很低，却足够我听清每个字。
站在她身边的，是我丈夫周砚，也是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
消毒水味刺得鼻子发酸。我不敢睁眼，连呼吸都放轻了。
今天是我三十三岁生日，也是我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的日子。手术本来安排在上午，婆婆说她来陪我，周砚也说会亲自照看，一切都让我觉得安心。
直到刚才，我才知道他们盼的根本不是我平安醒来。
“妈，你别在这儿说。”周砚低声打断她。
婆婆没停：“我说错了吗？她名下那些股份、房子和基金，算下来八个亿。她要是没了，你就是她丈夫。你拖了这么多年，难道真打算看着钱全落到外人手里？”
我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
那八亿，是我父亲留下的家产。婚前，我和周砚做过财产公证，彼此名下的东西各自归属。结婚六年，他从没明说过要动我的钱，甚至常说：“你的东西是你的，我不会惦记。”
我信了。
隔帘外，周砚沉默片刻：“剂量多五倍会出事。手术记录也不是我一个人写。”
“五倍是我说的，又不是让你当着人面承认。”婆婆语气急了，“你不是医生吗？你最清楚怎么做得像意外。再说，你不做，她迟早把家产捐出去。你准备给她当一辈子陪衬？”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比一下重。
原来，周砚不是不知道婆婆惦记我的财产。他甚至被她逼着，把杀人的念头摆到了手术台边。
我多想坐起来，掀开隔帘问个明白。可我不敢。身上只穿着病号服，手机放在口袋里，屋外有护士，还有随时可能回来的婆婆。此刻撕破脸，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周砚又说：“先别说了。她就在里面。”
“她睡着了。”婆婆压低声音，“你不是说已经给她用药了吗？”
我一下明白了。
进准备间后，护士给我接上了输液。我只觉得手背凉，没想到那里面可能已经有药。我不敢动，只把手机悄悄摸出来，凭着记忆按亮屏幕，给妹妹发了条消息：
“立刻来医院手术区。别找周砚，先找护士。告诉她们我怀疑麻醉用药有问题。”
消息发出去没多久，外面便响起了脚步声。
“若清，该进手术室了。”周砚走到床边，语气温和得像平常一样，“醒醒，准备手术。”
我继续装睡。
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若清？”
我没有回应。
护士在旁边说：“病人是不是睡着了？”
“可能是药起效了。”周砚顿了一下，“推过去吧。”
护士没有立即动手：“她术前评估里没有安排现在用麻醉药，得先确认一下。”
婆婆很快接话：“她紧张，医生给点药不是正常吗？你们怎么这么大惊小怪？”
我听见布料摩擦的声音，像是她往床边走近了。
就在这时，走廊上有人喊护士的名字。接着，我妹妹的声音传来：“我是病人家属。请先停一下，我姐姐刚给我发消息，说她怀疑用药有问题。”
空气一下静了。
周砚的手从我肩上移开。
“她什么时候发的？”他问。
“刚刚。”妹妹声音发紧，却没有退让，“麻醉记录和药瓶先别动，麻烦你们核对清楚。”
婆婆立刻呵斥：“她就是害怕手术，胡思乱想！你一个家属别在这儿添乱。”
“我不懂医学，所以我要求医院按流程核对。”妹妹说，“这也不算添乱。”
护士没有听婆婆的，而是先检查输液袋，又叫来麻醉护士。周砚站在原地，脸色越来越沉。
几分钟后，麻醉护士确认输液里没有麻醉药，但表示要把准备过程重新核查一遍。手术被暂时叫停，周砚也被另一位医生请到一旁询问。
我这才睁开眼。
“若清，你醒了？”妹妹扑到床边，眼睛红着，“你刚才怎么不说话？”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疼：“我怕他们知道我听见了。”
她握住我的手：“现在我在这儿。你先别去手术室，等医院查清楚。”
婆婆站在门口，脸上的慌乱很快被恼怒盖过去：“你们姐妹俩这是要干什么？一场手术，把家里人当贼防？”
我看着她，又看了一眼远处的周砚。
“刚才你说麻药多加五倍，我听见了。”
她的嘴唇动了动，没能立刻说出话。
周砚走回来，声音发沉：“若清，你误会了。我妈只是担心你手术有风险，随口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那你呢？”我问，“你为什么说，‘你不做，她迟早把家产捐出去’？”
他脸色一白。
妹妹挡在床边：“先别跟她说这些。医院要核查，手术也要重新评估。”
我没有马上把周砚定成罪人。那时我手里没有证据，只有亲耳听见的话。可我也不可能再闭上眼，把命交给一个刚刚和母亲谈论加大麻药剂量的丈夫。
“今天的手术取消。”我对护士说，“请把我的病历、用药记录和手术准备记录都留存下来。我会自己决定之后去哪儿做。”
护士点头应下。
婆婆冲我走来：“你现在身体不好，别闹脾气。周砚是你丈夫，也是医生，他怎么会害你？”
我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正因为他是我丈夫、也是医生，我才更不能把这句话当玩笑。”
周砚没有再解释。他低着头，手指攥得发白。
我被安排到另一间病房观察。妹妹一直陪着我，医院也更换了负责医生。当天傍晚，院方告诉我，准备间的一支药物标签和登记时间存在不一致，正在进一步调查。仅凭这一点不能证明有人蓄意加药，但他们会完整保留记录，并由其他医生接手。
我没有再做那台手术。等身体状况允许后，我转到另一家医院，重新评估了手术方案。
周砚来病房找过我一次。他没带花，也没带汤，只站在门边问：“你真觉得我会害你？”
我看着他：“我亲耳听见你和你妈讨论让我死在手术台上。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他垂下眼睛：“我没有真的动手。”
“可你没有当场拒绝她，也没有告诉我。”我说，“你站在她身边，让我躺在那里装睡。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我会跟你解释。”
“我不听解释了。我们分开住，离婚的事我会自己处理。”
他抬头看我，像是没想到我会说得这么干脆。
我没有再等他回答。那天晚上，我请妹妹帮忙收拾了我的东西，离开了住了六年的家。八亿家产没有因为谁一句话就易主，婚姻也没有因为一句“误会”就能恢复原样。
后来，医院的调查没有给出我当时最害怕的答案：没有证据证明周砚真的把麻药加了五倍。但婆婆的话、周砚的沉默，以及那场被取消的手术，已经足够让我知道，这段关系里最要紧的信任不在了。
我最终和周砚离了婚。财产仍按婚前公证处理，我没有靠那八亿去惩罚谁，也没有假装那天什么都没发生。
再后来，我做完了手术，恢复得很好。
出院那天，妹妹问我：“你还会怕躺在手术台上吗？”
我点头：“会。”
“那以后呢？”
我把病历收好，慢慢站起来：“以后我会问清楚每一项安排，也会在不相信的时候说不。”
我三十三岁那年，在手术前装睡，听见婆婆对医生丈夫说“麻药多加五倍”。八亿家产没有替我挡住危险，真正让我走出那间准备室的，是我没有再把疑问咽回去。
以上文章是虚构剧情，请勿以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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