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酉时，蓟州男子张差持枣木棍闯慈庆宫，伤守门内侍，直逼前殿檐下。
紫禁城东华门内，慈庆宫朱红宫门紧闭。
这日酉刻，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出现在宫门前，手持一根枣木棍，衣着简陋，步履急促。
守门内侍李鉴上前阻拦，棍棒劈面而来。
李鉴倒地，男子跨过门槛，一路打向内殿。
前殿檐下，内侍韩本用率数名太监一拥而上，将其按倒在地，缚送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收禁。
此处是皇太子朱常洛的居所。
案发到结案，前后不过二十六天。
但这二十六天里，三次提审，三份供词，一个关键人物的私自审讯，以及最终两名宦官在内廷被秘密处死，使得这起看似简单的闯宫事件成为晚明历史上最难解的一桩疑案。
巡城御史刘廷元是第一个接手此案的官员。
五月初六，他的奏报呈至御前。
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记载，刘廷元审得犯人供名张差，蓟州井儿峪民，“语言颠倒，形似风狂”。
但刘廷元在奏折中补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系黠猾”。
这两句并存于同一份奏报中，成为此案的第一道裂痕——一个被描述为疯癫的人，同时被描述为狡猾。
五月十二日，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复审张差。
张差的供词进一步丰富了“疯癫”叙事。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他供称在蓟州以砍柴贩卖为生，有李自强、李万仓二人烧了他的柴草，他气愤之下于四月入京，要赴朝声冤。
他不识门径，在东华门附近遇到两名男子，对方告诉他：“尔无凭据，如何进？
尔拿杠子一条来，便可当作冤状。”
张差遂手持枣木棍入宫，被擒。
刑部据此拟定判决：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判张差斩首，决不待时。
奏稿已定，只待上呈。
如果一切按此进行，张差将被当作一个疯癫樵夫处决，案子就此了结。
但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不这么看。
五月十一日，就在刑部复审的前一天，王之寀做了一件改变案件走向的事。
那天他值提牢散饭，给狱中犯人一一送饭。
走到张差面前，他停住了。
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载王之寀事后上奏的描述，他看到张差“年壮力强，非风颠人”。
一个年壮力强的人，怎么会是疯子？
王之寀把饭放在张差面前，屏退左右，只留两名吏员扶问。
他的方法简单而直接：说实话就给饭吃，不说实话就饿死。
张差低头沉默良久，终于开口。
据王之寀记录，张差自称小名张五儿，父亲张义已病故。
有马三舅、李外父二人让他跟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走，许诺事成之后给他几亩田地。
老公骑马，他跟着走，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
到了一个不知街道的大宅子，另一个老公给他饭吃，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
随后递给他一根枣木棍，领他由厚载门进入，直到宫门上。
王之寀的奏疏中还有一句话分量极重：“臣看此犯不颠不狂，有心有胆，惧之以刑罚，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啜之以饮食，始欲默欲语。”
这已经不是一份关于疯癫樵夫的供词了。
供词中出现了“老公”——民间对太监的称呼，出现了“厚载门”这一内廷门户，出现了一个明确的承诺：打杀太子，有人救你。
五月十二日刑部会审时，场面更加失控。
据《明史》陆梦龙列传记载，会审中张差“又高又壮，神情傲慢，根本不像疯子”。
刑部主事傅梅问张差：“你如何得知入宫的路怎么走？”
张差答：“我是蓟州人，没有人带路，我怎么进得来？”
傅梅追问谁给带的路，张差说：“庞公公和刘公公，他们养我三年了，而且给了我一把金壶一把银壶。”
傅梅再问为什么，张差答：“打小爷！”
“小爷”是太监们对太子的称谓。
此言一出，郎中胡士相当即喝止：“不能再继续问了！”
随即退堂。
但张差已经说出的名字——“庞公公”“刘公公”——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被进一步确认。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刑部再审时张差供称：马三舅名马三道，李外父名李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
姐夫孔道住蓟州城内。
引路的老公是修铁瓦殿的庞保，大宅子的主人是住朝外大宅的刘成。
庞保和刘成，正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
此案的核心问题终于浮出水面：谁想杀太子？
要理解梃击案，必须回到万历朝的“国本之争”。
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母亲是宫女王氏，后进封恭妃。
三子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母亲是郑贵妃。
按照明朝“立嗣以长”的祖训，朱常洛当为太子。
但万历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
自万历十四年起，朝臣屡请册立东宫，万历一再拖延，争论持续十五年之久。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群臣一再争请和太后压力下，万历才立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
但太子之位并不意味着安全。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移居慈庆宫，与母亲王恭妃被隔绝不得相见。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王恭妃病笃，朱常洛破锁入景阳宫探视，其时母亲已双目失明。
慈庆宫本身“破旧不堪，寒酸得还比不上宫中一般的殿宇”，守卫极少，只有几个侍候太子长大的贴身太监陪伴。
与福王朱常洵的优渥待遇相比，这位太子的处境堪称孤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庞保和刘成的名字出现在供词中。
两人皆为郑贵妃宫内宦官，若张差的供词属实，则幕后主使指向的便是郑贵妃本人或其弟郑国泰。
郑贵妃本人是什么态度？
据《廿二史札记》记载，案发后“中外籍籍，皆疑贵妃弟郑国泰主谋，欲弑太子为福王地”。
郑贵妃陷入窘境，亲自向太子表白。
万历也“心动”——这意味着连皇帝本人也开始怀疑此事与郑贵妃有关。
万历在慈宁宫召见阁臣方从哲、吴道南及朝臣，皇太子及三皇孙侍立。
万历“极言我父子慈爱，以释群疑”，并命磔杀张差、庞保、刘成三人。
然而，出宫之后，万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及群臣出，帝意中变”。
他命先将张差处决，庞保、刘成则交由九卿、三法司会同司礼监审讯于文华门。
审讯的结果出乎意料。
庞保、刘成在文华门“以无左证，遂辗转不承”。
刑部尚书张问达请求将二人移交法司刑讯，但万历以“事连贵妃，恐付外益滋口实”为由拒绝。
万历的处理方式只有一个字：毙。
庞保、刘成被秘密处死于内廷，官方说法是“以创重身死”。
马三道等五名同谋犯被判流配。
张差已于五月二十九日在市曹被磔杀。
从案发到张差处决，前后二十六天，三次重要提审，所有可能指向幕后主使的线索，随三个关键人物的死亡而中断。
张问达在上疏中说过一句话，道出了此案的困境：“差虽死，所供词故在，其同谋马三道等亦皆有词在案，孰得而灭之？”
但万历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可以让庞保、刘成“创重身死”，让张差“磔于市”，让马三道等“远流”——所有活着的人都可以被处理，留下来的只有纸面上的供词，而纸面上的东西，永远可以被解释为“疯癫之言”。
梃击案的真相究竟为何？
这个问题在当时就已有不同判断。
刘廷元以“风癫”二字定调，刑部郎中胡士相等沿此思路拟罪。
但王之寀以一份截然不同的供词推翻了“疯癫”叙事，刑部会审中张差当堂供出的“庞公公”“刘公公”以及“打小爷”之语，也使“单独作案”的说法难以成立。
然而，“郑贵妃主使”的判断同样面临挑战。
庞保、刘成在文华门审讯中拒不认罪，而两人被处死之后，再无对证。
据《明史纪事本末》所引之说，张差在蓟州曾与宦官群体有经济往来，“居民多鬻薪于珰者，张差卖田贸薪，亦往市于珰，土人忌之，焚其薪”。
这意味着张差与宦官之间存在日常的经济纠纷，这层关系可能被利用，也可能被误解。
若张差确实因柴草被烧而与宦官产生纠纷，那么他闯宫的动机中，个人恩怨与政治阴谋各占几分，已无从分辨。
万历的处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他没有彻查，没有公开审讯，没有让任何可能指向郑贵妃的证据进入外廷视野。
他选择让所有关键人物消失，让此案“不了了之”。
这种处理方式，既可以解释为保护郑贵妃，也可以解释为维护皇家体面，更可以解释为一个倦于政务的皇帝用最省事的方式扑灭了一场可能动摇国本的政治风暴。
但对晚明政局而言，梃击案的影响远未结束。
《明史》对此案的定评是：“梃击案后，郑氏集团势力渐衰，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得以坐稳。
但此事件也加深了朱常洛和郑贵妃之间的嫌隙，为后续红丸案的发生埋下隐患。”
梃击案引发了皇权与臣权的对立，使明廷内部党派之争加剧，“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进程”。
七年之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驾崩，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
郑贵妃为结好新帝，进献美女数名。
光宗即位仅一月，便因“红丸案”暴毙。
再之后，“移宫案”接踵而至。
三大案连环相扣，将晚明政局拖入不可逆的深渊。
而梃击案本身的余波，也在天启年间再次翻涌。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势力大张，其党羽以《三朝要典》翻案，将梃击案归罪于王之寀，指其为“开衅骨肉，为诬皇祖”。
王之寀被逮下诏狱，坐赃八千，于天启六年（1626年）死于狱中。
崇祯初年，王之寀获平反，复官赐恤。
但此时距明朝灭亡已不足二十年。
梃击案之所以“迄今无解”，不在于史料匮乏——恰恰相反，从《明史纪事本末》到《廿二史札记》，从刘廷元的奏报到王之寀的密审笔录，史料链条并不缺失。
问题在于，这个案子中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被人为斩断：张差死了，庞保和刘成死了，文华门的审讯没有留下供词，万历在慈宁宫的召对之后“帝意中变”的原因无人知晓。
张差闯宫的那个黄昏——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酉时——紫禁城东华门内，一个蓟州樵夫手持枣木棍走向慈庆宫时，他究竟是一个被利用的疯子，还是一个知道自己使命的刺客？
唯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在二十六天后被磔于市曹。
慈庆宫的朱红宫门依旧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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