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党旗是谁设计的？
严格来说，中国共产党党旗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演变、集体讨论后规范定型的。
而“第一面正式旗帜”的设计者，则是红军名将---何长工设计出来的。
1927年的秋天，江西修水，一间商会的东厢房里，三个年轻人围着一张八仙桌，桌上铺着红布、黄纸和剪刀，窗外是起义前最后的寂静，窗内，他们正在决定一件事：一支属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应该打一面什么样的旗。
这三个人是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
受领任务后，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没有现成的样子可以参照。
何长工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见过苏联红军的军旗。
他提出一个想法：模仿苏联红军的样式来设计。
三人反复讨论、推敲、修改，最终确定了一个方案：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中央一颗白色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星内嵌着黑色的镰刀和斧头，象征工农大众紧密团结；靠旗杆一侧缝一条白布，上面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
他在法国学过几何知识，用一张纸折出五角星的轮廓，再放大到布上。
白布条上的字，则出自书法较好的杨立三之手。
旗子做好后，他们找来几十名裁缝，连夜赶制了一百面，下发到各团、营、连。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打响，这面旗帜第一次在战场上飘扬。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打出的第一面正式的革命旗帜。
1930年7月，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开具的结婚证上，顶部两面交叉的红旗上有黑色的镰刀、斧头及五星图案
但严格来说，这面旗是“军旗”，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党旗”。
秋收起义打出的旗帜，旗面上有番号，属于部队建制旗帜，同年10月，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作出一个决定：“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
这是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对“党旗”样式作出正式规定，基本框定了后来党旗的核心元素。
从这以后，党旗的轮廓逐渐清晰，但具体的式样并没有统一。
整个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党组织使用的旗帜五花八门：有的有五角星，有的没有；有的用斧头，有的用锤头；尺寸大小更是各不相同。
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中共六大之后，中共中央曾决定把党徽中的“斧头”改为“锤子”，理由是斧头代表手工业者，锤子更能代表产业工人，但这个决定因为战争环境、通讯不畅，并没有在全党全军得到执行。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斧头”和“锤头”在党旗上混用，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1933年，中央苏区主要传媒《红色中华》报的插图中，刊登有不同式样的“镰刀斧头”“镰刀锤头”图案
转机出现在1943年。
那一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党旗问题。
会议正式确定：党旗长宽比例为3比2，左上角为“斧头”和“镰刀”交叉的图案，不再要五角星，随后，中央办公厅制作了一批标准样式的党旗，分发到各主要机关。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规范的党旗。
两年后，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主席台两侧，斜插着六面鲜艳的党旗。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悬挂党旗。
不过，七大会场上悬挂的党旗，图案其实是“锤头”和“镰刀”——与1943年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斧头镰刀”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即便到了七大，党旗式样仍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统一”。
今天标准党旗上的图案是“镰刀和锤头”，而不是“斧头”。
这个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建党初期到1942年，中共中央多次规定党徽图案为“镰刀斧头”，斧头代表手工业者，镰刀代表农民——这符合当时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社会现实。
但随着对工人阶级代表性的强调，“锤头”逐渐取代了“斧头”。1996年“镰刀锤头”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至于镰刀和锤头的含义，通行的解释是：锤头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结合代表工农联盟。
党旗的规范化，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旗问题一度被重新提起。
1950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致信刘少奇，附上三套党旗图案和说明，中组部随后拟定了一个制作方案：红底，左上角黄色镰刀斧头，白色旗杆套。但这个方案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全国统一的强制规定。
此后几十年，党旗的规范化问题被搁置，各地使用的党旗仍然存在差异，有的用斧头，有的用锤头，比例尺寸也不尽一致。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
199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份文件，文件首次以正式规定的形式，明确了党旗的式样、规格、制作方法和使用范围。党旗终于有了统一的、可操作的制作标准。
更大的节点出现在2002年。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1年后，“党徽党旗”第一次被写进党的根本大法。
从1927年修水那间厢房里的第一面旗，到2002年党章里的两行文字，中间隔了75年。
如果从党成立算起，是81年。
何长工后来成为新中国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担任过地质部副部长。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设计军旗时“模仿苏联红军的式样”，但做了一处关键改动：苏联红军军旗上是“锤子镰刀”，他换成了“斧头镰刀”。
这个改动，让这面旗帜有了中国的底色。
杨立三后来长期从事军队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陈树华的相关记载较少，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三个人在1927年那个秋天的夜晚，用一桌红布和剪刀，为这支队伍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他们不是“党旗的设计者”——这样说并不准确。‘
他们设计的是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而今天标准党旗的式样，是在此后几十年的实践中逐步演变、最终由党中央集体规范确定的。
一面旗帜的诞生，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它是无数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用各自的方式共同完成的一件事。
1943年延安的那批标准党旗，长120厘米，宽80厘米，左上角是直径30厘米的镰刀斧头图案。这个尺寸和比例，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看到的党旗。
从修水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一面旗帜的样式在变，但它要回答的问题始终没变：这支队伍是谁的，为谁扛旗，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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