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出差当晚，我洗完澡睡得迷迷糊糊，凌晨发现有人搂我，我以为是丈夫提早回来了，次日一睁眼，旁边的那张脸让我怔住
那双手从我腰后绕过来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烟味。
不是丈夫身上的味道。他抽的是那种细支的，焦油量低，抽完还要嚼两颗薄荷糖。这个味道冲，呛，像是工地上那种十来块一包的烟，混着隔夜的酒气，沉沉地压在我后颈上。
我那时候刚从梦里浮上来，眼皮沉得睁不开，只当是他改签了高铁，半夜摸回来了。他这人就是这样，出差总爱提前一天回来，也不打电话，说给我个惊喜。结婚十四年，他这点小把戏我早就摸透了。
我把脸往枕头里埋了埋，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回来了怎么不洗个澡。
身后那个人没说话，胳膊又收紧了些，鼻息喷在我后脖子上，热得发烫。我又困又乏，翻了个身想推开他，手搭上去，摸到一片光溜溜的皮肉，胸口那里有一颗凸起来的痣。
我丈夫胸口没有痣。
他左边锁骨下面有一道疤，是零三年在厂里被铁皮划的，我给他换过两个月的药，闭着眼睛都摸得出来。可那天晚上我实在太困了，脑子里像灌了浆糊，手指头在那块皮肤上停了停，又垂下去了。
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睁眼的时候，窗帘缝里已经漏了白。我翻身想去够床头柜上的手机，一眼看见旁边躺着的那张脸。
那不是丈夫的脸。
那是我小叔子，周建平。
他侧躺着，脸朝我这边，嘴巴微微张着，胡子拉碴的下巴抵在我那只旧枕头上。他比我丈夫小八岁，今年三十七，在城南那个建材市场帮人拉货，平时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见了我总是一口一个嫂子，叫得规规矩矩。
我盯着他看了大概有十几秒，一动没动。
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害怕，是那种醒得太猛的空白，像是有人拿手电筒直接照进眼睛里，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想喊，嗓子眼却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
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被子滑下去半截，露出后背上一条从肩胛骨斜下来的旧疤。那道疤我见过，是前年他在市场搬瓷砖，一摞砖倒下来砸的，我丈夫还去医院看过他，回来跟我说建平这命也够苦的。
我坐起来，床腿在木地板上压出的那四个印子，有一个就在我脚边。
我的睡衣扣子开了三颗。
我一颗一颗扣回去的时候，手指头是抖的。扣到最上面那颗，指甲刮到了下巴，我才发现自己下巴上全是干了的唾沫印子，结了薄薄一层壳。
我下了床，脚踩在地板上，凉气从脚心一直蹿到小腿。拖鞋不在床边，我弯腰往床底下看，一只在床头柜后面，一只被踢到了衣柜门边。
我光着脚走过去捡鞋，经过他那边的时候，看见他裤兜里露出半截手机充电线，线头上缠着一圈黑胶布。
那是我丈夫的充电线。
厨房的水龙头我拧开又关上，关上又拧开，来回拧了三四次才想起自己要干什么。我接了一杯凉水，灌下去，又从嗓子眼里顶上来。
小米粥是头天晚上煮的，电饭煲还插着电，保温灯亮着，我揭开盖子看了一眼，米粒全沉在底下，上面一层清汤，已经不能吃了。
我端着锅走到垃圾桶前，倒了一半，又停住了。锅底那层稠的没倒干净，我又把锅放回灶台上，拿勺子搅了搅。
我听见卧室那边有动静了。
拖鞋在地上蹭了两下，然后是拉链拉上的声音，再然后是脚步，从卧室到客厅，停在客厅门口。
我没回头。
“嫂子。”
他叫了我一声。
我手里那把勺子还插在粥锅里，搅了两圈，没吱声。
“嫂子，我昨天喝多了。”
我还是没回头。灶台上有块抹布，我拿起来擦灶面，上面干干净净的，什么油星子都没有，我就那么来回擦，擦出一片水痕，又擦干了。
“我哥知道吗。”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像是从嗓子底下挤出来的。
我放下抹布，转过身看着他。
他站在客厅门口，鞋已经穿上了，就是门口那双旧皮鞋，鞋头擦得挺干净，鞋跟磨得有点歪。他低着头，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往里缩着，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矮了一截。
“你哥在上海。”我说。
“嗯，我知道。”
“昨晚几点来的。”
“一点多。”
“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
我愣了一下。门没锁，我确实想起来了，头天晚上洗完澡，头发还湿着，我把门反锁了没有，我真记不清了。我丈夫出差前还专门叮嘱过，说晚上一定要反锁，我嘴上应着，可那天晚上我太累了，在商场站了一天，脚后跟磨得生疼，洗完澡往床上一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喝了多少。”
“半斤多。”
“在哪儿喝的。”
“市场旁边那个老张那儿。”
我把灶台上的粥锅端起来，放进了水池里，打开水龙头，哗哗地冲。水花溅到灶面上，溅到我睡衣前襟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走吧。”我说。
他没动。
“嫂子，我……”
“我说你走。”
他站在那儿又停了有半分钟，然后转身，拉开门，走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咔嗒一下，我在厨房里听得清清楚楚。
我在水池边站了很久，久到锅里的粥被水冲得干干净净，一粒米都不剩了。
丈夫是第三天晚上回来的。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收衣服，听见钥匙转门锁的声音，手里那件衬衫差点掉下去。他喊了一声我名字，我没应，把衣服一件一件从架子上取下来，搭在胳膊上。
“怎么不接电话。”他换了鞋进来，行李箱往客厅地上一放，拉链没拉上，露出里面几件皱巴巴的衬衫和一袋真空包装的酱鸭。
“手机静音了。”
“给你带了酱鸭，上海那家老字号的，排了四十分钟队。”
“嗯。”
他走到阳台上，从后面搂了我一下，下巴搁在我肩膀上。他身上是那股我闻了十四年的味道，细支烟的淡味，混着薄荷糖的凉气。
我胳膊上搭着那摞衣服，僵在那里没动。
“怎么了，累啊？”他松开手，拍了拍我后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没睡好。”
“我不在家你睡不着是吧。”他笑了一声，去客厅开行李箱，“给你看，还买了条丝巾，售货员说今年流行这个色。”
我抱着衣服站在阳台上，从推拉门的玻璃里看见自己的脸，眼睛下面那两团青黑，像是被人打了两拳。
晚饭是我做的，炒了个青菜，热了那个酱鸭，又煮了一锅新粥。他吃了两碗，边吃边说上海那边的客户多难缠，又说高铁上碰见一个老乡，聊了一路。我坐在对面听着，筷子夹着青菜，半天没送到嘴里。
“建平这两天来过没有。”他突然问。
我筷子停在半空。
“没有。”
“我打他电话打不通，想让他帮我去物流那边取个件。”
“他可能忙吧。”
“那小子能忙什么。”他扒了一口饭，含含糊糊地说，“上次还跟我借钱，说拉货的三轮车要换电瓶，我给了他八百，也不知道还了没有。”
我没接话。
那天晚上他洗完澡上床，凑过来要碰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说头疼。他也没勉强，翻了个身，没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我睁着眼睛躺了半宿，听着他的呼噜声，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天早上那张脸，还有他问的那句“我哥知道吗”。
他为什么那么问。
他到底想让我哥知道什么。
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说。
那段时间我照常上班，在商场三楼的床上用品区当导购，一天站八个小时，碰上周末还要加班。同事小杨问我怎么瘦了，我说最近胃口不好。她也没多问，低头给四件套打价签。
小杨比我小十岁，去年刚离婚，前夫把家里那点存款全折腾光了，连她妈给的一对金镯子都偷去当了。她离婚那阵子天天在库房里哭，我劝了她好几回，后来她不哭了，开始相亲，相了有六七个，一个都没成。
“姐，你说男人是不是都靠不住。”有一天中午吃饭，她扒拉着盒饭里的土豆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也不能这么说。”
“我妈说，男人只要钱攥在手里就老实。可我看我前夫那样，钱攥着也没用，他心不在这儿。”
我没接话，低头喝汤。
“姐，你跟你老公这么多年，吵过架没有。”
“怎么没吵过。”
“那你原谅他吗。”
我愣了一下，勺子停在嘴边。
“看什么事。”我说。
“要是那种事呢。”小杨看着我，“就那种，原则性的。”
我把勺子放下了，汤有点咸，齁嗓子。
“没有要是。”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了。
后来我有时候会想，要是那天晚上我把门反锁了，是不是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我又想，门是铁的，锁是好的，他要是真想进来，一道锁能挡住什么。
我查过一些东西。
网上有人说，女人被侵犯之后，身体会记住那种恐惧，一辈子都忘不掉。也有人说，时间长了就淡了，大脑会自己把那些东西关起来，不让你想起来。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我没有准数，也没处问。我还查过人的记忆，说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人是最糊涂的，半梦半醒之间，大脑会把假的当成真的，把真的当成假的。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到底记得多少，有多少是我自己后来脑补出来的。
但我记得那颗痣。
那颗痣在我手指头下面，绿豆那么大，微微凸起来一点。
我摸到了。
周建平是隔了十一天才又露面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择菜，门铃响了。我从猫眼里看出去，是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鼓鼓囊囊的，看不清装的什么。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
“嫂子。”
他把塑料袋举起来，“这是我妈让带给你的，老家那边腌的萝卜干，还有一罐豆瓣酱。”
“放门口吧。”
“嫂子，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没什么好说的。”
“我哥在家吗。”
“不在。”
他站在门口，跟那天早上一样，低着头，两只手垂下来，塑料袋勒着手指头，指节发白。
“嫂子，那天晚上的事，我……”
“你闭嘴。”
我声音不大，但是很硬。
“你要是再提，我就告诉你哥。”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咽回去了。
“东西拿走，我不缺这个。”
“嫂子，我妈不知道这事儿，她就让我给你带点东西，你别……”
“我让你把东西拿走。”
他把塑料袋放在门口地上，往后退了一步。
“嫂子，我对不起你。”
我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隔着门板，我听见他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然后是脚步声，下楼去了。
那袋萝卜干在门口放了三天，我没动。第四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把它拎起来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豆瓣酱的玻璃罐磕在垃圾桶沿上，哐当一声，没碎，滚到旁边一个纸箱子上，停住了。
我看了它一眼，转身走了。
丈夫那阵子老加班，有时候周末也去公司，说是赶一个项目，年底之前必须做完。我一个人在家，把那个酱鸭从冰箱里拿出来又放回去，放回去又拿出来，最后还是扔了。冰箱里那半袋小米我拿来熬了粥，熬好了喝半碗，剩下的倒掉。
倒掉的粥在垃圾桶里，稠稠地糊着，跟那些烂菜叶子搅在一起。
我姐来看过我一次。
她比我大六岁，住在城西，儿子今年上高一，她每天接送做饭，忙得脚不沾地。那天她是来拿我帮她织的毛衣，顺便坐了一会儿。
“你最近脸色不好，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吃了。”
“你看你这屋里，一股什么味儿。”她走到厨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垃圾桶也不倒，粥都馊了。”
她动手给我收拾了厨房，又开窗通风，忙了半个多钟头，坐在沙发上喘气。
“跟小周吵架了？”
“没有。”
“我看你眼神就不对。”她盯着我看了几秒，“你要是有事就跟姐说，别一个人扛。”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织的那件毛衣，枣红色的，领口那儿我织错了一针，拆了重来的，花了整整三个晚上。
“姐。”
“嗯。”
“你说一个人要是犯了错，是不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看什么错。”
“就是那种，说不清的错。”
“说不清就是没错。”她把毛衣叠好，放进袋子里，“说不清的事，你较什么真。”
她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不亮，我送她到楼下，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回去把门锁好。
我站在单元门口，看着她电动车尾灯拐过小区门口那棵老槐树，然后慢慢上了楼。
进门之后，我把门反锁了两道。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一个人在走夜路，路两边全是黑黢黢的树，天上看不见月亮。我走啊走，前面有个人影，我以为是丈夫，喊了一声，那个人回过头来，脸是模糊的，看不清楚五官。
我一下子醒了，枕头上湿了一片。
周建平出事是两个月以后。
他在建材市场帮人搬瓷砖，一摞砖从叉车上滑下来，砸在他右边小腿上，胫骨断了，送去了城南的骨科医院。我丈夫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吃饭，筷子往桌上一搁就往外跑，我跟在后面，把碗摞在水池里，连水都没来得及放。
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在手术室了。婆婆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两只手抓着膝盖上的布包，眼睛哭得通红。
“建平这孩子命苦啊。”她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从小就没爸，跟着我受苦，好不容易现在能自己挣口饭吃了，又摊上这种事。”
我坐在她旁边，手被她攥着，那双手糙得像砂纸，指头上全是裂口。
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医生出来说骨头接上了，打了钢钉，得住院养两个月。我丈夫跑前跑后办手续，交费单子一张一张往我手里塞，我看了一眼，押金八千。
病房里四张床，周建平躺在最里面那张，右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脸白得像床单。
他看见我进去，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了。
“嫂子。”
我嗯了一声，把手里那兜橘子放在床头柜上。
“哥呢。”
“去交钱了。”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站在病床边上，看着他那条打着石膏的腿，石膏上有一小块蹭掉的痕迹，露出里面白色的绷带。
“疼吗。”
“不疼。打了麻药。”
“你妈在外面。”
“我知道。”
我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婆婆正拉着我丈夫在走廊尽头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走廊太空了，我站在病房门口，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建平跟我说了。”
“说什么。”
“他说他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
走廊里安静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我丈夫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他说他对不起你媳妇。”
我站在病房门口，手扶着门框，指尖抠进了木头缝里。
“妈，你先回去。”我丈夫说，“这事儿我来处理。”
“你怎么处理，你弟弟腿还断着呢。”
“我知道。”
“你爸走得早，我就你们两个儿子……”
“妈，我说了我来处理。”
他把我婆婆送下楼，叫了辆车，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没过去。车开走了，他一个人站在医院门口那棵法桐树底下，掏出烟盒，抽了一根，点上，抽了两口又掐了。
他抬头看见我站在楼上窗户边上，冲我摆了摆手，意思是让我下去。
我从楼梯走下去，走到他面前。
“走吧，回家。”
“你不问。”
“问什么。”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拉开车门让我上去。
一路上我们谁都没开口，收音机开着，是交通台，播路况的那个女声一直在说哪条哪条路堵车。
到家之后，他进了屋，换了鞋，坐在沙发上。
“他对你做什么了。”
我站在玄关那里，鞋还没换，一只脚穿着外面的鞋，一只脚光着踩在地板上。
“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真话。”
“真话是，那天晚上你不在家，他半夜进了屋，我以为是你就没动。”
他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头低着，我看不见他的脸。
“他说他喝多了。”
“他是喝多了。”
“他还说……”
“还说什么。”
“他说是你让他进来的。”
我盯着他看。
“你信吗。”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红血丝。
“我不知道。”
我换好了鞋，走进卧室，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他在客厅睡的，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窝在沙发上，被子掉在地上，电视还开着，屏幕上是雪花点。
我站在客厅门口看了他一会儿，没给他盖被子，转身回了卧室。
第二天早上我给他煎了两个鸡蛋，放在桌上，自己没吃，背着包去上班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桌上的鸡蛋还在，旁边多了一张纸条，他写的，就一句话：我搬出去住几天。
衣柜里他那几件换洗衣服没了，洗漱包也没了，门口那双拖鞋还摆在那儿。
我把纸条折了两折，塞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后来我婆婆来过一次，拎了一袋子苹果，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开口。
“妈，你有话就说。”
“建平出院了，回老家养着去了。”
“嗯。”
“他让我跟你说，他再也不来城里了。”
我没接话，低头给苹果削皮，皮削得薄薄的，一圈一圈垂下来，没断。
“闺女。”她叫我，声音有点抖，“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建平他……他从小没爸，我管不住他，他做错了事，我这个当妈的替他给你赔不是。”
她说着就要站起来，我一把按住了她的手。
“妈，不用。”
“你是个好媳妇，这些年我都看在眼里。”她的手反过来攥住我，“你就看在妈这张老脸上，别跟他哥计较，行不行。”
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她没接，眼泪掉在我手背上。
“妈，这苹果你吃。”
我把苹果放在她手里，站起来去了厨房。
水龙头开着，我洗了洗手，水是凉的。
婆婆走的时候，苹果还在茶几上，她一口没动。
我后来一个人去过一趟老家。
没跟丈夫说，也没跟任何人说，坐的大巴，四十公里路，颠了一个多小时。到村口的时候天阴着，我沿着那条土路往里走，路过几家院门，有人探出头来看我。
周建平在院子里坐着，旁边放着一把旧藤椅，腿上还打着石膏，搁在一条矮凳上。他看见我进来，整个人僵住了，手撑着藤椅扶手，想起来又起不来。
“嫂子。”
院子里的柿子树叶子快掉光了，树上还剩几个红透的柿子，没人摘，鸟啄了一半。
“我来看看你妈。”
“我妈去地里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没坐，站在院子里那口压水井旁边，井盖上落了一层灰。
“嫂子，我……”
“你别说。”我打断他。
他闭上嘴，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绞在一起。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问。”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来。”
他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我哥让我来的。”
风从院墙外面灌进来，吹得柿子树上那几片枯叶哗哗地响。
“他说他出差，让我过来看看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他不放心。”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那天下午。他给我打的电话，让我晚上过来一趟，看看门窗关好没有。”
“你就这么进来的。”
“门没锁，我一推就开了。我本来想看一眼就走，可你卧室灯亮着，我走过去，看见你睡着了，手机在枕头边上亮着，我就想帮你关一下……”
“然后呢。”
“然后你就翻了个身，拉住我的手。”
我看着他。
“你胡说。”
“嫂子，我没胡说，你拉住我的手，叫我哥的名字。”
院子里安静得只剩下风吹柿子树的声音。
“我那时候喝多了，脑子不清醒，我以为你知道是我。”
我站在压水井旁边，手撑着井台，石头是冰的。
“你哥知道你来吗。”
“我后来跟他说了。”
“怎么说的。”
“我说我那天晚上去了你家，你睡着了，我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就这些。”
“就这些。”
我盯着他的脸看，他脸上的表情我看不真切，那张脸跟我丈夫有五六分像，眉毛、鼻梁、下巴，都是周家的轮廓，可看着又完全不一样。
“你哥让你来的。”
“嗯。”
“你哥让你来的。”
我又重复了一遍。
他没说话，低着头，那只打着石膏的腿在矮凳上动了动。
婆婆回来的时候我正站在院门口，她看见我，手里那筐红薯差点掉地上。
“你咋来了。”
“路过，来看看你。”
她拉着我进屋，给我倒水，又去灶上热了几个红薯，我吃了半个，剩下的揣在口袋里，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村口，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一直看着我上了大巴。
车开出去老远，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点。
大巴上就我一个乘客，司机开着收音机，放的是戏曲，咿咿呀呀的，我听不懂。
我把口袋里那个红薯摸出来，凉了，表皮皱巴巴的，掰开一看，里面是黄心的，还冒着一丝热气。
我咬了一口。
窗外是冬天光秃秃的田，一块连着一块，灰扑扑的，望不到头。
回到家已经晚上了，我进门看见丈夫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一份报纸，翻到中间那版，半天没动。
“你去哪儿了。”
“出去转了转。”
“你身上一股红薯味。”
“在路边买的。”
他放下报纸，看着我。
“我今天给建平打电话了。”
我脱了外套，挂在衣架上。
“他说你去看他了。”
“嗯。”
“你去干什么。”
“看看他妈。”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想碰我的肩膀，我往后退了一步。
“你到底问没问过他。”
“问什么。”
“那天晚上。”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想问什么，又像是已经知道答案不想听了。
“我那天晚上给他打过电话。”他说。
我站在原地没动。
“我让他去看看你，我说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我知道。”
“你就因为这个。”
“我没说因为这个。”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这个人我认识了十四年，结婚十四年，他每天早上刮胡子，晚上洗脚，爱吃我做的红烧肉，不爱吃姜，睡觉打呼噜，出差会给我带丝巾和酱鸭。他是我丈夫，是我在这个世上除了我姐之外最亲的人。
可他让他的弟弟半夜来敲我的门。
“我不想说什么。”我说，“我累了。”
我走进卧室，关上门，坐在床边，床腿压出来的那四个印子还在，有一个就在我脚底下。我低头看着那个印子，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摸了摸那块地板，凉的。
客厅里传来他翻报纸的声音，哗啦哗啦，一页一页，翻得很慢。
后来就没声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周建平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说我拉了他的手，叫他哥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我脑子里只有那颗痣，和那根缠着黑胶布的手机充电线。
我也不确定我丈夫到底知不知道，他嘴上说他只让弟弟来看看门窗，可哪个男人会让自己的弟弟半夜一点进嫂子的卧室。
我婆婆说建平从小命苦，我姐说说不清的事别较真。
小杨后来相中了一个开水果店的，比她大九岁，带个闺女，两个人处了半年领了证，上个月给我发微信，说姐我搬去城东了，有空来玩。
我回了个好。
周建平再没来过城里，听说他在老家镇上盘了个小门面，卖五金。他哥逢年过节回去看他妈，有时候当天来回，有时候住一晚，我没跟着去过。
我有时候半夜醒了，会下意识摸一下旁边那个人在不在。他呼噜声还在，手搭在被子外面，指甲剪得很短，指头上干干净净的，没有茧。
我就把手收回来，翻个身，闭上眼睛。
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里，还放着那张折了两折的纸条。我没扔，也没再打开看过。
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从那个抽屉里翻出指甲刀剪指甲，纸条掉出来，在地上翻了个面。我弯腰捡起来，看见背面还有字，很小的字，铅笔写的，歪歪扭扭。
上面写的是：那天晚上是我让他去的，我没想到会这样。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抽屉里，关上。
指甲剪完了，我拿锉刀磨了磨边角，磨得很圆。
窗台上那盆绿萝又长出了新叶子，嫩绿色的，卷着边，我给它浇了点水，水顺着叶子滴到窗台上，积了一小滩。
我用抹布把水擦掉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晚上要是门反锁了，后面这些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句“是我让他去的”，到底算不算一句认错，还是只是一句撇清。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换成是你，你会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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