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京城富二代”，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王思聪。
但要是把时间往前拨一百年，北京城里有位爷，论家世、论玩法、论最后的成就，王思聪连他的车尾灯都看不见。
这个人叫王世襄。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出生在北京一座三进四合院里。
这座院子在朝阳门内芳嘉园，是他父亲在他出生那年置下的家产。
他家的背景有多大呢？
往上数，高祖王庆云当过陕西、山西巡抚，做过四川、两广总督，最后官至工部尚书，在《清史稿》里有传。伯祖王仁堪是光绪三年的状元，梁启超都是他门下的学生。
父亲王继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做过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后来在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
母亲金章更不简单，1900年就赴英国留学五年，是当时有名的女画家，专画鱼藻。大舅金北楼是北方画坛的领袖，创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
搁今天的话说，这是标准的顶级“官三代”加“艺术世家”。
可王世襄偏不走这条路。
他打小就是个“玩主”。
十岁开始养鸽子，举着大竹竿满城赶鸽群。
养蛐蛐，养蝈蝈，驯鹰，放狗捉獾，跟清宫的摔跤手学摔跤，一样没落下。
去燕京大学上课，胳膊上架着大鹰，怀里揣着蝈蝈，老师直接把他撵出教室。
最离谱的一次，他看上一只白鹰，鹰中绝品，卖家开价一百块钱。
那年头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一百块够一家人吃好几个月的。
家里有钱，但他自己手上没这么多现钱，破天荒头一回跟人借钱，把鹰买了下来。
他自己晚年回忆这段日子，话说得很直白：
“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
听着像是个彻头彻尾的纨绔子弟吧？
1939年，母亲金章突然病逝。这件事对王世襄的打击极大。
他后来回忆说，从幼年一直玩到大学毕业，母亲一走，整个人像被敲醒了，觉得愧对家里这么多年的培养。
他决定做一件正经事：
把母亲留下的画作整理出来，研究她的艺术。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接触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学术研究，路子越走越深。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转折。
很多人觉得“幡然悔悟”就是彻底告别过去，但王世襄不是。
他没有丢掉那些“玩”的东西，他是把玩的东西一样一样变成了学问。
1943年，他南下四川李庄，进了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助理研究员。
梁思成后来跟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你的志愿是搞美术史，但对古建筑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在这儿边学边干。
王世襄把这句话记住了，而且真干出了名堂。
真正让他跟“玩”分不开的，是抗战胜利后的一段经历。
1946年底他又被派到日本，追讨被劫走的原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硬是运回来106箱，从横滨押运到上海。
1947年3月，他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一个当年被老师撵出课堂的“顽主”，转身成了替国家追国宝的人。
这还不算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出了两本书，彻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家具的认知。
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出版，海内外震动。
这两本书让他被公认为“世界明式家具研究第一人”。
2003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把当年的最高荣誉奖颁给了他，理由是他对中国传统工艺做了开创性研究，尤其是明式家具领域，奠定了整个学科的基础。
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个最高荣誉奖的中国人。
奖金十万欧元，他全捐了，在武夷山建了一所中荷友好小学。
但他最让人服气的，还不是这些书。
他花四十年搜集了七十九件明式家具。
香港有位庄先生想买下来捐给上海博物馆，王世襄提了一个条件：
你要买，就必须全部给上博，你自己一件不能留。连收入《明式家具珍赏》里的那些精品，他也一件不留，全部出让。
后来有人问他舍不舍得，他说：
“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
他还写过《明代鸽经清宫鸽谱》，把故宫里藏的清代鸽谱一幅一幅整理出来，配上一百八十幅彩图。
写过《蟋蟀谱集成》，把宋代到民国十七种蟋蟀谱全部影印收录，断句校勘。
写过《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说葫芦》……当年那些被看作“雕虫小技”的东西，在他手里全成了正经学问。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回过头看，王思聪们玩的是钱，王世襄玩的是命。
玩不是罪，关键看你玩完之后留下了什么。王世襄留下的东西，一百个王思聪也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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