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极喜欢扶桑。说不出什么确切的缘由，大约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无言的倾心。这名字本身就带着一股子古意，仿佛是从《山海经》的某个泛黄的页缝里飘出来的，带着东方海隅的潮湿与神秘。
扶桑这个名字，它又总是与“日”联系在一起，这便更添了几分堂皇的、热烈的想象。在我心里，它不只是一株花，倒像是一种遥远的、明亮的象征了。于是便养。养在阳台上，养在窗台边，养在一个个或大或小的陶盆瓦罐里。
可这种对扶桑的喜欢，竟成了一桩苦事。我曾养过的扶桑，似乎从来到我身边的第一天起，就注定要与我一同饱受这尘世的颠簸。它的叶片总是泛着一种不健康的、忧愁的黄，像是害了相思病，恹恹的，薄薄的，失去了那本该有的、涂了蜡似的翠绿。
那种黄是渐变的，从叶脉的边缘开始，像一滴墨落进清水里，慢慢洇开，最后漫成一片憔悴的、干燥的叹息。而虫虫呢，更是我这扶桑的宿命。
先是那细小的、绿莹莹的蚜虫，密密地爬满嫩枝与新叶，像一层黏腻的、会蠕动的壳。我用尽了办法，喷水，擦拭，甚至用上些气味刺鼻的药，它们却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卷土重来，繁衍得比我的耐心还要快。
后来又是那身披白霜的、有翅的粉虱，轻轻一碰，便如一团灰白的烟雾，惊恐地四散。它们是吸血的，吸着扶桑的青春，也吸着我的欢喜。我与这些微小的、执拗的生命，在那一小方天地里，进行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沉默的战争。而结果，似乎总是我败下阵来。
最令人心碎的，是冬天。新疆的冬，万物肃杀，我的屋里也失了阳光。那太阳是吝啬的，每日只在窗前敷衍地露一小面，像一位失了耐性的、匆匆的客人。扶桑便在这昏暗里，感知了那致命的信号。
它的叶子，不再只是发黄，而是开始大片大片地落。先是底部的，老去的，默默地、蜷缩着地，无声无息地飘落。然后是中间的，顶端的，仿佛在一场无声的、决绝的告别中，齐齐地、整片整片地，从枝桠上挣脱下来。
不过一夜，或许只是半日，那曾经蓊郁的、绿意盎然的植株，就只剩下一根根光秃秃的、惨白的枝条，像一具被遗弃的、精美的骸骨，赤裸裸地立在空旷的盆土里。它死了。我的喜欢，在冬日冰冷的、坚硬的现实里，冻成了一块透明的、易碎的冰。
我几乎要灰心了。我觉得我与这热烈明亮的南方花卉，隔着的不仅仅是一层玻璃，一个阳台。我隔着的是整整一个、无法逾越的气候，一整个、我无力改变的、关于光照与温度的天堑。我的喜欢，原来是这样无力的、苍白的东西。
可是，记忆里，却又明明有一株扶桑，是为我红艳艳地开过的。那是在愉群翁。那个名字念在舌尖，都带着一种悠远的、牧歌似的回响。愉群翁秋天的天空，蓝得像一块被反复淘洗过的、没有任何杂质的宝石，硕大无朋。
阳光是瀑布，是河流，是毫不吝惜的、金黄色的恩赐。在那里，我见过一户人家，土墙围着的、宽敞的院子里，就植着那么一株扶桑。它大得惊人，简直是一棵小树，枝叶繁茂得几乎要将半个院子都荫蔽住。
而那株扶桑，是那样热烈地、肆无忌惮地开着。硕大的、猩红的花朵，一朵，两朵，无数朵，从浓密的绿叶间探出头来，那红，是殷殷的、滚烫的血的颜色，是凝固了的、燃烧的火焰。
每朵扶桑都像一个精致的、向着太阳吹响的、无声的喇叭。它们朝着那无尽的、慷慨的光，拼命地、肆意地、忘我地盛开着，像是要借着那光，把整个生命都点燃，都献祭出去。
那时节，我站在那株扶桑下，心里竟涌起一阵近乎悲壮的、庄严的情绪。我仿佛看见了它从南国的故土，如何跋涉千里，在这塞外的阳光下，寻得了自己最终的、最壮烈的辉煌。
它不再是一株被我豢养在盆中的、可怜的、呻吟的植物，它是这天地间，一个最骄傲、最自由的、灵魂。扶桑的花语，是脱俗、洁净、微妙的美。这说得真好。
可我有时想，这也许只是它在我这样的、困顿于盆中的人看来，才有的、忧郁的美。而在愉群翁，在那个阳光倾盆的院子里，它给我的，是另一种语言，一种关于生命、关于燃烧、关于不辜负每一个当下，那最朴素、最震撼人心的教义。
可终究，我的扶桑，还是在我那缺少阳光的楼房里，落了叶，死了。我望着那光秃秃的、标本一般的枝干，心里想，它大约也像我一样，是怀念那金色的、漫长的、似乎永不会结束的夏天的。
我们都一样，在错位的、局促的光阴里，努力地、徒劳地，挣扎着一场注定要凋零的、微妙的、关于美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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