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孙玉良
最近，网友车挺老师发布了一篇题为《和孙玉良商榷：农民养老金不是施舍，也不能只停在“还账”》文章，围绕农民养老问题“怎么涨、涨多少”建言献策。我注意到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提出通过“国资收益+专项税”的组合方式筹措资金，用五年时间逐步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每人月均1000元。他的“五年阶梯提升计划”与我倡导的“最低退休金设想”不谋而合。看到这么多人讨论弱势群体的养老问题，感到由衷高兴，因为我认为：弱势群体心安才是社会主义。
（车挺老师与我“商榷”文章截图）
现在围绕农民养老金的争论，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该不该涨”，而进入到“为什么涨”“怎么涨才合理”的深层讨论。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弱势群体权益的人，我认为这种讨论热度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一个社会只有认真对待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才配得上“文明”二字。我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实行覆盖农民的“最低退休金制度”，不是施舍，而是偿还一笔拖了太久的“历史欠账”。
有两个基本事实不容否定：其一，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完成了隐性缴费。在工业化初期，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从农村汲取了大量剩余价值用于城市建设。当年交公粮的农民，本质上是为建设国家作出了贡献，相当于纳税；其二，与机关事业单位社保主要由国家财政补贴相比，所谓“农民没交过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不是农民不交，而是制度没有为他们提供可以接受的设计。农民不是没有“缴费”，而是以一种不同于城市职工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职工养老体系垫付了“原始资本”。我所说的“还账”，是一种历史正义的诉求。对弱势群体的态度，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国体性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对最弱势群体的保障上。我主张通过中央财政统筹，为所有老年公民划一条体面生存的底线，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建立并完善“最低退休金”制度，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方案是“兜底”而非“拉平”。
车挺老师并没有否定我为农民发声的立场，而是在方法论和话语框架上提出了补充意见。关于策略问题，我不想过多讨论，这应该提交人大或政协机关，更加专业地提出可持久运行的方案。一个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保障，首先不是因为老年人“曾经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公民，是宪法所保障的平等权利的享有者。养老金制度不能完全套用“多缴多得”的商业保险逻辑，社会保险的本质是社会互助、兜底普惠。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还历史欠账，更是一套以公民基本权利为基石的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农民养老是对那些为国家发展做出牺牲但未获得对等回报的群体进行弥补，这是国家对其全体公民应尽的义务。每个人作为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应因性别、地域、职业、贡献大小而有所区别。老年人获得基本养老保障，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员”，这是一种权利逻辑。
我十分欢迎车挺老师的讨论，而讨论的意义最终在于推动行动。令人欣慰的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落地措施正在扎实推进。在待遇提升方面，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已进入加快提升阶段；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民政部门将立足农村养老服务“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可持续”的思路，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多地正在深入推进养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制度创新方面，集体补助试点工作正在多地展开。一些地方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来增强养老保障的“造血能力”，希望“塞牙缝养老金”现象尽快得到解决，让我们的讨论汇聚成一股推动制度完善的合力。
多元的声音不是分裂，而是共识形成的过程。归根结底，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不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强大的人，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当亿万农民在晚年能够心安，当他们不再为“买药都拮据”而发愁，当他们能够有尊严地度过余生，社会主义的温暖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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