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女子与丈夫吵架后失踪,14年后丈夫接到电话:你妻子找到了
陈建国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正蹲在店门口修一辆电瓶车的刹车线。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手里还攥着扳手,油腻腻的指头差点没划开接听键。
“喂,哪位?”
“请问是陈建国吗?我这边是江山市救助管理站。”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普通话带着点浙江口音,“你妻子林秀兰在我们这里,你方便过来一趟吗?”
陈建国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水泥地上。他愣了好几秒,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似的,半天才挤出一句:“你说谁?”
“林秀兰,身份证上显示是你们衢州龙游县的,户籍信息里配偶栏写的是你的名字。”
“她……她人在哪?”
“在我们站里,人是昨天派出所送过来的,在火车站附近流浪了好几天,被巡警发现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后来通过人脸识别才查到身份信息。”
陈建国站起身,腿蹲麻了,踉跄了一下扶住门框。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娘探出头看了他一眼,又缩了回去。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发紧:“我马上来。”
挂了电话,他站在原地没动。十四年了。十四年零三个月。他记得清清楚楚,2009年7月12号那天,林秀兰跟他吵了一架,摔了碗,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出了门。他当时在气头上,没追。以为她跟以前一样,回娘家住两天消了气就回来。可她没回来。
他当天晚上就打了电话给丈母娘,丈母娘说没见着人。第二天他报了警,警察问了情况,做了笔录,说夫妻吵架离家出走这种情况太多了,大多过几天气消了就回来。他等了半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每年春节他都去丈母娘家坐坐,丈母娘从一开始的抹眼泪到后来冷着脸问他:“建国,你跟妈说实话,秀兰到底去哪了?”
他说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
这十四年里,他没有再娶。不是没想过,隔壁王婶给介绍过两个,他都推了。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林秀兰会回来。有时候半夜惊醒,听见外面有动静,他会下意识坐起来听,听听是不是她回来了。
现在电话来了。她说她在救助站。
陈建国开着他那辆二手面包车上了高速。从龙游到江山,走G60沪昆高速,不到一个小时。他开得很快,手心全是汗,方向盘握得死紧。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林秀兰摔碗时那个瞪着眼睛的样子,一会儿是她蹲在院子里洗衣服的背影,一会儿又是她笑起来时眼角那颗小小的痣。
他想了无数种可能。她是不是被人骗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失忆了?是不是跟人跑了现在又回来了?最后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就觉得胸口堵得慌,像吞了一块石头。
救助站在江山市郊区,一栋三层小楼,门口挂着蓝底白字的牌子。陈建国把车停好,在门口站了十几秒才推门进去。
前台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问明来意后把他领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戴着眼镜,穿着灰色外套,见他进来站起身:“陈先生是吧?我姓周,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老婆呢?”陈建国直接问。
周主任看了他一眼,表情有些复杂,说:“陈先生,你先坐,我跟你说一下情况。”
“她人呢?”陈建国没坐,声音发紧。
周主任沉默了两秒,说:“林秀兰是昨天下午被城东派出所送过来的。当时她在火车站广场上转悠,问她什么她都说不上来,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民警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了她的身份信息,发现她户籍地是龙游,就联系了你们那边的派出所,然后转到了我们这里。”
“她……她精神有问题?”
“身体检查过了,没有外伤,也没有明显的精神疾病症状。但她几乎不说话,问什么都是摇头或者点头,偶尔说一两个词,也听不太清楚。”周主任顿了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营养状况不太好,应该是长期生活不稳定。”
陈建国喉咙发紧:“我能见她吗?”
“可以。不过陈先生,我要先跟你说清楚,她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可能不认得你,也可能会有抵触情绪,你要有心理准备。”
陈建国点了点头。
周主任领着他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间门口,轻轻敲了敲门,然后推开了。
房间不大,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床边有一把椅子,窗前站着一个人。她背对着门,穿着一件宽大的灰色外套,头发花白,在脑后胡乱扎着。整个人瘦得厉害,肩膀的骨头把外套撑出两个尖角。
陈建国站在门口,脚像灌了铅一样。
周主任轻声喊了一句:“林秀兰,有人来看你了。”
那个人慢慢转过身来。
陈建国看见了她的脸。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嘴角两道深深的法令纹,头发花白了一大半。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她。那颗眼角的小痣还在。
他的眼眶一下就热了。
“秀兰。”
她看着他,眼神空洞,没有任何表情。就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陈建国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发颤:“秀兰,是我,建国。”
她还是没反应,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落在地上某个地方,就那么呆呆地站着。
陈建国又往前走了两步,伸出手想碰碰她的胳膊,她突然往后退了一步,整个人缩了一下,像被什么烫到了似的。那个动作让陈建国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她怕他。她怕人碰她。
“没事没事,”周主任赶紧上前,“她现在对肢体接触比较敏感,你别着急,慢慢来。”
陈建国把手收回来,站在原地,看着林秀兰缩在墙角的样子,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说不出话来。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这十四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那天下午,陈建国在救助站待了三个小时。他就坐在那把椅子上,隔着两米的距离看着她。她不看他,也不说话,偶尔会抬头看一眼窗外,然后又低下头去。他试着跟她说话,说家里的事,说这些年的事,说她妈身体还好,说隔壁王婶家的儿子去年结婚了。她听着,但没有任何反应,就像那些话根本进不了她的耳朵。
傍晚的时候,周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说:“陈先生,你可以把她接回去,但要做好准备。她现在的状态不稳定,可能需要长期照顾。”
陈建国点头:“我接她回去。”
“另外,”周主任犹豫了一下,“她这十四年到底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我们也不清楚。派出所那边说,等她状态好一点,可能会需要她配合做个笔录。”
陈建国说:“我知道了。”
他办完手续,带着林秀兰上了面包车。她坐在副驾驶上,整个人缩在车门边,脸朝着窗外,一言不发。陈建国发动车子的时候看了她一眼,看见她的手指紧紧攥着外套的衣角,指节发白。
他没说话,把车开上了高速。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陈建国在龙游县城边上开了一家小电瓶车修理店,店后面就是住的地方,一间平房,前面是店面,后面隔了两个小房间,一个睡觉,一个做饭。院子里堆着各种旧电瓶和轮胎,还有一辆没修完的三轮车靠墙放着。
他把林秀兰领进屋,指了指床:“你先坐。”
她站在门口没动,眼睛四处打量着,目光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下——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他们结婚时候拍的。照片里的林秀兰二十多岁,扎着马尾辫,笑得露出一排白牙,陈建国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亮,两个人傻乎乎地站在照相馆的布景前。
林秀兰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陈建国站在她身后,轻声说:“那是咱们结婚的时候拍的,在镇上那家红星照相馆。你还记得不?那天你嫌我领带打歪了,非要重新给我系,结果迟到半个小时。”
她没有回头,但陈建国看见她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她慢慢走到床边坐下了。陈建国松了口气,转身去厨房烧水。他一边烧水一边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她的户口还在,身份证可以补办,医保也要重新弄。她这个样子需要去医院看看,得找个好点的医生。钱的事情不用担心,这些年他攒了点,修理店生意虽然不大,但养活两个人没问题。
他端着热水回屋的时候,林秀兰已经躺下了。她面朝墙蜷着,外套也没脱。陈建国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轻轻拉过被子给她盖上。她的身体僵了一下,但没有躲开。
他关了灯,在另一张折叠床上躺下。黑暗中,他听见她呼吸不均匀,偶尔有细微的抽噎声。他闭着眼睛,没有翻身,也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陈建国打电话给丈母娘。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那头是丈母娘沙哑的声音:“建国,什么事?”
“妈,”他顿了一下,“秀兰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听见丈母娘颤着声问:“你说什么?”
“秀兰回来了,人在我这儿。”
“你……你再说一遍?”
“她回来了,昨天接回来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短促的哭声,然后就是压抑着的抽泣。陈建国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丈母娘才说:“我马上过来。”
半个小时以后,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了修理店门口。丈母娘从车上下来,六十七岁的人了,腿脚不利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步子迈得又急又快。她冲进屋里,看见林秀兰坐在床边,一下就扑了过去。
“秀兰!秀兰!”
她抱着林秀兰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林秀兰被她抱着,整个人僵着,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回抱,也没有推开。她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表情木然。
丈母娘哭了一会儿,松开手,捧着林秀兰的脸看。看了一会儿,她的表情从激动变成了疑惑,又从疑惑变成了惊恐。她回头看着陈建国:“她怎么了?她怎么不认得我?”
“妈,”陈建国说,“她……她现在谁都不认得。”
“什么意思?”
“医生还没看,但我估计是受了什么刺激,或者是……我也不清楚。”
丈母娘又把目光转回林秀兰脸上,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突然看见了她手腕上的东西。她抓起林秀兰的右手,把袖子往上一撸。袖子底下是一道道浅白色的疤痕,横七竖八,像爬满了蚯蚓。
丈母娘的手开始抖。
陈建国也看见了。他之前没注意到,因为林秀兰一直穿着长袖,昨天在救助站他也没好意思细看。现在那些疤痕暴露在光线下,一道一道的,有些已经淡了,有些还泛着粉色。不只是手腕,小臂上也有,密密麻麻的。
“这是……”丈母娘的声音在发抖,“这是谁干的?”
林秀兰把手抽回去,把袖子拉下来,盖住那些疤痕,然后又缩回墙角,低着头不说话。
陈建国站在那儿,拳头攥得死紧。他觉得自己胸口有一团火在烧,烧得他五脏六腑都疼。
接下来的几天,陈建国带着林秀兰去了县医院。挂号,排队,做检查。她全程都很配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就是不说话。医生问了几个问题,她摇头或者点头,偶尔蹦出两个字,声音很小,听不清楚。医生做了初步诊断,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去市里的专科医院看看。
陈建国又带着她去了衢州市第三医院,挂了精神科的专家号。专家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姓吴,说话很温和。她单独跟林秀兰聊了半个小时,出来以后把陈建国叫到办公室,说:“她的情况比较复杂。从目前的表现来看,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同时伴有抑郁和社交退缩。她拒绝与人交流,对肢体接触有强烈的防御反应,这些都是长期遭受心理或身体创伤后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
陈建国问:“能治好吗?”
吴医生说:“需要时间。药物治疗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心理干预和家庭支持。她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让她慢慢重建对人的信任。这个过程可能很长,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
“那她为什么不认得我?”
“她不是不认得你,她是不敢认。”吴医生看着他说,“你注意到没有,她看那张结婚照的时候有反应。她记得,但她把自己的记忆封闭起来了。因为那些记忆对她来说太痛苦了,她的大脑为了保护她,把那些东西都锁起来了。”
陈建国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沓处方单。他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灰蒙蒙的天,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建军,你过来一趟。”
陈建军是陈建国的弟弟,比他小三岁,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饭馆。兄弟俩关系一般,逢年过节走动走动,平时各忙各的。陈建军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后厨炒菜,听出哥哥语气不对,关了火就来了。
他进门看见林秀兰坐在床边,愣了一下:“嫂子回来了?”
陈建国把他拉到院子里,把情况说了。陈建军听完,脸色变了变,然后说:“哥,这……这是好事啊,人回来了就好。”
“我怀疑她这十四年是被人害了。”陈建国直截了当。
陈建军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什么意思?”
“她身上全是伤,手腕上都是疤。她不是自己跑的,是被人弄走的。”
陈建军沉默了几秒,说:“哥,你别瞎想,等嫂子好了问问她……”
“她要是好不了呢?”
陈建军没说话。
陈建国看着弟弟,突然问了一句:“建军,当年秀兰走的那天,你见过她没有?”
陈建军愣了一下:“没有啊,怎么了?”
“那天下午她出门以后,有人看见她在村口上了一辆面包车。”陈建国的声音很平,“那辆面包车是白色的,车牌被泥挡了一半。我问过村里好几个人,有人记得那个车。”
陈建军的表情变了:“哥,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问问,你那天在哪儿?”
“我在店里啊!那天我一天都在店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会儿刚盘下那个店面,忙得要死。”
陈建国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移开目光:“行,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陈建军走了以后,陈建国站在院子里,看着那辆还没修完的三轮车,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刚才弟弟的表情。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多心了。但是那个白色面包车的细节一直卡在他脑子里,像一根刺。
当年林秀兰失踪后,他问过很多人,有人说看见她在村口上了一辆面包车,也有人说没注意。那时候他没往坏处想,以为是林秀兰自己搭了顺风车去城里。现在回过头来看,那辆车太可疑了。
第二天,陈建国去了龙游县公安局。他找到了当年负责他那个案子的民警,姓方,现在已经升了副所长。方副所长调出了当年的档案,看了看说:“陈师傅,你这个案子当时是按失踪人口处理的,没有立案侦查。现在你妻子回来了,如果你要报拐卖或者非法拘禁,我们可以重新受理。”
陈建国说:“我要报。”
方副所长点了点头:“行。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时间过去十四年了,取证难度很大。你妻子现在的状态,能不能做笔录都是个问题。”
“我知道。但我要报。”
“那你先回去,把你妻子这些年的情况整理一下,有什么线索随时联系我们。另外,你妻子的伤情需要做个法医鉴定,固定证据。”
陈建国从公安局出来的时候,太阳很大,晒得柏油路面发软。他站在门口,掏出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他把烟盒捏扁,扔进垃圾桶,然后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
那是孙梅的电话。林秀兰当年最好的闺蜜。
孙梅嫁到了隔壁县,这些年跟陈建国没什么联系,但逢年过节会发个短信。陈建国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喂,建国?”
“孙梅,是我。”
“哎,好久没联系了,你还好吧?”
“秀兰回来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你说什么?”
“秀兰回来了,前天回来的。”
孙梅的声音变了:“她……她在哪儿找到的?”
“江山救助站。她在外面流浪,被警察发现的。”
孙梅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建国,我……我能不能来看看她?”
“你来吧。”
第二天下午,孙梅来了。她开着一辆小轿车,穿得挺体面,一下车就红了眼眶。她进了屋,看见林秀兰坐在床边,走过去蹲在她面前,轻声喊:“秀兰,是我,孙梅。”
林秀兰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又把头低下了。但陈建国注意到,她的手指动了一下。
孙梅握住她的手,眼泪掉了下来:“秀兰,你这些年去哪了?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了多少回?我每年都去派出所问,每年都没有消息……”
林秀兰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眶湿了。
孙梅在那间小屋里坐了一整个下午。她跟林秀兰说话,说以前的事,说她们一起在服装厂上班的日子,说她们一起去镇上赶集买发卡的日子。林秀兰一直没开口,但她的目光不再那么空洞了,偶尔会看孙梅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傍晚的时候,孙梅把陈建国叫到院子里,压低声音说:“建国,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你说。”
“秀兰失踪那会儿,我听说了一些事。”孙梅犹豫着,“但当时我不敢跟你说,怕你受不了。”
“什么事?”
“有人说秀兰不是自己跑的,是被人带走的。”孙梅看着他,“你还记得秀兰走之前那段时间,她是不是经常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
陈建国回忆了一下。那段时间他在外面跑货运,经常不在家。林秀兰确实跟他提过,说有人打电话来,接了又不说话。他当时没当回事,以为是骚扰电话。
“她跟我说过。”陈建国说,“我没在意。”
“还有一件事,”孙梅压低声音,“秀兰走的那天,有人看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你们村口停了好久。后来那辆车往江西方向开走了。”
陈建国的拳头攥紧了:“谁看见的?”
“我表弟。他那天骑摩托车路过,看见那辆车停在那儿,当时没在意。后来秀兰失踪了,他才想起来。”
“他记得车牌号吗?”
“不记得。但他记得那辆车的后窗上贴了一个红色的贴纸,好像是个什么广告。”
陈建国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他送走孙梅以后,回到屋里,看见林秀兰还坐在床边,手里攥着孙梅给她带来的一个旧发卡。那是她们当年一起买的,蝴蝶形状的,塑料的,颜色已经褪了。
他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
“秀兰,”他轻声说,“你记得这个发卡吗?”
她的手指摩挲着发卡的边缘,嘴唇动了动。陈建国屏住呼吸,等着。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发出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
“梅……梅子……”
陈建国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记得。她记得孙梅。
“对,是梅子。”他压着声音里的颤抖,“梅子来看你了。你还记得梅子,那你记得我吗?”
她没有回答,但她的目光落在了他脸上。那目光停留了两秒,然后移开了。但这两秒对陈建国来说,像是过了十四年那么长。
事情在第五天有了转机。
那天上午,陈建国在店里修车,林秀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阳光照在她脸上,她闭着眼睛,看起来比前几天松弛了一些。陈建国一边拧螺丝一边偷偷看她,心里盘算着下午带她去镇上买两件新衣服,她身上穿的还是救助站给的衣服,又旧又不合身。
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方副所长打来的。
“陈师傅,你来一趟局里,有个事。”
陈建国心里一紧:“什么事?”
“你来了再说。”
陈建国放下手里的活,跟林秀兰说了一声,她没反应,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出了门。到了公安局,方副所长把他领到一间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屏幕上是监控画面。
“陈师傅,我们调取了当年你妻子失踪前后几天的交通监控。那个年代监控覆盖不全,能调到的很少。但是我们在江西境内一个卡口找到了一段录像。”
他点了播放键。画面上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后窗上贴着一个红色贴纸,模糊得看不清内容。车子开得不快,副驾驶的窗户半开着,里面坐着两个人。画面不太清晰,但陈建国一眼就认出了副驾驶上的人。
那是林秀兰。她穿着那件蓝色的短袖,头发披着,头靠在车窗上,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而驾驶座上的人——陈建国盯着那个模糊的侧脸看了很久,心跳越来越快,手开始发麻。那个人的轮廓,那个肩膀的弧度,那个开车的姿势。
他认识。
“能放大吗?”他的声音哑了。
方副所长把画面放大了。驾驶座上的人侧脸对着镜头,五官虽然模糊,但那个脸型,那个发型,那个微微前倾的坐姿。
陈建国往后退了一步,撞在了椅子上。
“陈师傅,你认识这个人?”方副所长问。
陈建国没有说话。他盯着屏幕上那个模糊的侧脸,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他认识。他当然认识。那个侧脸,他看了几十年。
那是他弟弟,陈建军。
“陈师傅?”
陈建国回过神,喉咙干得说不出话:“我……我要回去一趟。”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车回家的。一路上他的手都在抖,方向盘差点握不住。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可能。不可能是建军。建军是他弟弟,是林秀兰的小叔子。他为什么要害自己的嫂子?
可是那个侧脸。那个侧脸。
他回到家的时候,陈建军正好在院子里。他站在林秀兰面前,弯着腰,好像在跟她说什么。林秀兰缩在椅子上,整个人往后缩,脸上的表情是惊恐的。
陈建国冲过去,一把把陈建军推开:“你干什么?”
陈建军踉跄了两步,站稳了,脸上挤出一个笑:“哥,我来看看嫂子……”
“你跟她说什么了?”
“没什么,就是打个招呼……”
陈建国盯着他,目光像刀子一样。陈建军被他看得不自在,移开了目光。
“建军,”陈建国的声音很平,“我问你一件事,你跟我说实话。”
“什么事?”
“2009年7月12号那天,你是不是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来过我家?”
陈建军的脸刷地白了。
“哥,你说什么呢?我那天在店里……”
“江西的监控拍到了。”陈建国一字一句地说,“拍到了那辆车,拍到了秀兰坐在副驾驶上。开车的人,是你。”
陈建军往后退了一步,嘴唇哆嗦着:“哥,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陈建国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你解释解释,你为什么会带着你嫂子出现在江西?她为什么在车上睡着了?你把她带哪去了?”
陈建军的脸色从白变青,又从青变白。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林秀兰在椅子上缩成一团,浑身发抖,嘴里发出细碎的呜咽声。陈建国看了一眼她的样子,心像被人用刀绞。他转回头,盯着陈建军,拳头攥得咯咯响。
“建军,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陈建军沉默了很长时间。院子里安静得只剩下林秀兰细微的抽泣声。然后,陈建军突然蹲在了地上,双手抱住了头。
“哥,我对不起你。”
陈建国站在原地,浑身僵硬。
“那天……那天我是被逼的。”陈建军的声音闷在臂弯里,“我欠了赌债,欠了很多。那些人说,如果我不帮他们做一件事,就把我的手剁了。他们让我把嫂子带到一个地方,说只是吓唬吓唬她,因为你之前得罪了他们的人。”
“谁?谁让你干的?”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带头的叫阿龙,是江西那边的人。他们说你跑货运的时候跟他们抢过生意,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陈建国想起来。那年他确实跟一帮江西的车主发生过冲突,因为货运线路的事。但他没想到那些人会找到他弟弟,更没想到他们会把主意打到林秀兰身上。
“然后呢?”他的声音在发抖,“你把她带过去以后呢?”
陈建军的头埋得更低了:“我把嫂子带到江西玉山的一个地方,他们说让我把人放下就走。我……我走了。后来我再去找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没人了。”
“你把她一个人扔在那儿?”
“哥,我当时害怕……”
陈建国一脚踹在陈建军的肩膀上。陈建军倒在地上,没有还手,只是抱着头蜷着。陈建国想再踹第二脚,但看见林秀兰缩在椅子上浑身发抖的样子,硬生生把脚收了回来。
他走到林秀兰面前,蹲下来,轻声说:“秀兰,没事了,没事了。”
林秀兰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嘴唇不停地哆嗦着,像一条搁浅的鱼。她看着陈建国,突然伸出手,抓住了他的袖子。那只手枯瘦如柴,指节凸起,但攥得很紧。
陈建国握住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手在剧烈地颤抖。
“没事了,”他重复着,“我在这儿。”
那天晚上,陈建国把陈建军赶走了。陈建军跪在院子里不肯起来,陈建国把门关上,报了警。
方副所长带着人来了,把陈建军带走了。陈建军被带上警车的时候回头看了陈建国一眼,嘴唇动了动,但什么也没说出来。陈建国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警车开走。
他回到屋里的时候,林秀兰还坐在椅子上,手攥着那个蝴蝶发卡。她看着陈建国,嘴唇翕动了几下。
“他……他……”
“你说什么?”陈建国凑近了些。
“他……把我……卖了。”
陈建国的心像被人用手狠狠攥了一把。他蹲下来,握住她的手:“你记得?”
林秀兰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她点了点头。然后她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十四年来第一句完整的话。
“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屋子里……好多人……我跑了好多次……都被抓回来……”
陈建国听着,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没有打断她,就那么蹲着,握着她的手,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后来……后来我跑出来了……但我不记得回家的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呜咽。陈建国把她搂进怀里,这一次她没有躲,把脸埋在他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
陈建国抱着她,感觉到她瘦得硌人的骨头,感觉到她背上的颤抖,感觉到自己的眼眶也湿了。他没有说话,就那么抱着她,一直抱着。
后来的事情进展得很快。陈建军在审讯中交代了全部经过。当年他欠了赌债,被阿龙那帮人威胁,答应帮他们把林秀兰带走。他以为只是吓唬吓唬她,没想到那帮人是人贩子,把林秀兰卖到了江西偏远山区的一个村子里。
林秀兰在那里被关了三年,被迫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她跑过五次,每次都被抓回来,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手腕上的那些疤,是她自己用碎瓷片划的,她想死,但没死成。
第四年的时候,那户人家觉得她精神出了问题,把她转手卖给了邻村一个老光棍。老光棍年纪大了,管不住她,她终于在一次赶集的时候跑掉了。
但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是谁了。她在江西和浙江交界的地方流浪,捡垃圾,打零工,睡桥洞,一晃就是十年。直到上个月在江山火车站被巡警发现。
方副所长根据陈建军的供述,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年的人贩子团伙。阿龙早就死了,但团伙里还有三个人活着,分别在江西和福建被抓捕归案。那户买林秀兰的人家也被找到了,男主人因收买被拐卖妇女罪被判了刑。
案子办完的那天,方副所长给陈建国打了个电话:“陈师傅,案子结了,你妻子这些年受的苦,法律会给她一个公道。”
陈建国说:“谢谢。”
挂了电话,他坐在院子里,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林秀兰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水,放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她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话很少,但已经不再怕他了。有时候她会坐在他旁边看他修车,一坐就是一下午。
陈建国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温的。他知道是她特意晾的。
“秀兰,”他轻声说,“明天带你去镇上买衣服,你去不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点了点头。
陈建国看着她,笑了一下。她也看着他,嘴角微微动了动,虽然没笑出来,但眼神里有了一点光。
夕阳照在院子里,照在那辆没修完的三轮车上,照在堆着的旧电瓶上,也照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日子还长,慢慢来吧。
第二天早上,陈建国醒来的时候,闻到了粥的香味。他走到厨房门口,看见林秀兰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勺子,正在搅锅里的白粥。她听见脚步声,回过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把碗摆上了桌。
陈建国坐在桌前,端起碗喝了一口粥。粥熬得刚好,不稠不稀。他抬头看了林秀兰一眼,她坐在对面,低着头喝粥,头发还是花白的,脸还是瘦的,但气色比刚回来的时候好了些。
“粥好喝。”他说。
她没抬头,但耳根有点红。
陈建国低头继续喝粥,喝着喝着,眼睛就模糊了。他抬手擦了擦,假装是粥的热气熏的。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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