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死在睦州的贬所。他叫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死前几年，他刚被列入“元祐党籍”，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前缀：“为臣不忠曾任宰臣者”。死后二十余年，南宋修《宋史》，将他正式列入《奸臣传》，排在秦桧之前。
一个为北宋“沥尽心血”的人，一个被后世学者反复论证“最该平反的奸臣”，就这样被“奸臣”二字困住了九百年。
一条独木桥
章惇与苏轼的友谊，始于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举。那一年，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章惇同榜登第，后世称之为“龙虎榜”。章惇的族侄章衡中了状元，他耻于名次在侄子之下，扔掉诏书回家，两年后再考，中甲科。
后来两人在陕西相邻为官，“相得欢甚”。野史里记着一个段子：同游南山仙游潭，潭下万丈深渊，只有一根独木桥通往对岸。章惇推苏轼过桥题字，苏轼“战战兢兢不敢前往”。章惇“面无怯色”，跨过木桥，用绳索缠腰，蹑足上下，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六个字。
苏轼拍了拍他的背，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子厚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答：“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这句话像是某种谶语。但彼时的章惇，还不是那个“能杀人”的人。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新党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从苏轼的诗句里罗织罪名，一意要将他置于死地。满朝文武噤若寒蝉，苏辙上书乞以官职赎兄，也无人敢应。
章惇站了出来。
他在神宗面前与新党同僚据理力争，说诸葛亮号“卧龙”，谁能说诸葛亮有不臣之心？退朝后，他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王珪辩称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讥讽：“舒亶的口水你也吃？”
在多方营救下，苏轼保住了性命。苏轼在流放中给章惇写信，感慨世态炎凉，说“平生唯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他把章惇和自己的弟弟苏辙放在同一个位置。
从“子厚”到“时宰”
但友谊在政治的绞肉机里，很少能全身而退。
元祐元年（1086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章惇在帘前与司马光激烈争论，骂司马光是“村夫子，无能为”。苏轼站在章惇一边，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废除免役法。此时苏、章仍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
真正的裂痕出现在章惇被逐出朝廷的过程中。苏轼以“阴毒破坏差役法”为由攻击章惇，将他从枢密使的位置上赶了下去。章惇“一度轻微中风，手足麻痹”，从权力中枢沦落到守宫祠。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章惇拜相。他回来的第一件事，是“绍述”——恢复新法，清算元祐旧党。
苏轼成了他的目标。
苏轼被贬惠州，写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章惇读到后，“大怒，说道：‘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再贬儋州。黄庭坚后来写诗：“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时宰”就是章惇。
从“子厚”到“时宰”，从据理力争救他性命的人，到“欲杀之”的人。中间隔着的是：权力的滋味，被背叛的愤怒，和一个不肯认输的性格。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一生最悲壮的一刻，出现在元符三年（1100年）。
哲宗去世，无子。向太后召集宰执议立新君。章惇说，按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太后反对。章惇又说，那就立年长的申王赵佖。太后说赵佖是盲人，不行。太后说出自己的人选：端王赵佶。
章惇说了一句话。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端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那个在二十五年后把北宋送进靖康之耻的皇帝。章惇说“不可以君天下”的时候，满朝文武都在场。曾布厉声呵斥：“章惇听太后处分！”
章惇的抗争失败了。赵佶即位，是为徽宗。章惇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睦州。
一个“奸臣”会当面顶撞太后、说一个将要做皇帝的人“轻佻”吗？
那个“不肯以官爵私所亲”的人
《宋史》给章惇的“罪状”很多。但其中一条，后来成了他被“误解”的证据：“不肯以官爵私所亲。”
他不给自己的儿子走后门升迁。这在一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里，是极罕见的。但《宋史》的编修者把这个也写成了他的“罪过”——一个奸臣，怎么能这么“无私”？这说明他“阴巧”，说明他“伪”。
但换个角度想：一个在权力巅峰待了七年的人，一个“独相”八年、“权倾一时”的人，如果他想安排自己的儿子，谁能拦得住？他没有。
这不是“伪”。这是一个人身上残存的、没有被权力腐蚀干净的东西。
“奸臣”二字的重量
章惇被列入《奸臣传》，根本原因不在他做了什么，而在他得罪了谁。
《宋史》是南宋修的。南宋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元祐叙事”之上：新法是错的，王安石是错的，章惇是错的。而章惇“独相”七年，是绍圣、元符年间所有政治行为的“总负责人”。他清算元祐党人，贬谪苏轼，追贬司马光，甚至企图追废宣仁太后。这些账，南宋的史官都记着。
更致命的是，他反对立徽宗。一个反对现任皇帝的人，在官方史书里，不会有好下场。
但历史学者喻朝刚曾撰文发出疑问：两宋三百多年，一共出了二十一个“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三分之一。《宋史》的编撰者究竟想说明什么？
台湾学者林秋均的硕士论文对章惇的定位是：“章惇的‘奸臣’形象乃是源自于党派之争……若仅以政见之分、忠奸之辨来将之定位，只是流于片面、武断式的评价。”
这不是一个人的“奸”，是一个时代的“局”。
困住他的，到底是什么
章惇死后九百年，人们还在争论他是不是“奸臣”。
但章惇自己，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一生好胜，好胜到耻于名次在侄子之下。他一生果决，果决到独木桥上“能自拼命”。他一生记仇，记仇到把苏轼贬到天涯海角。他也一生忠诚于一种东西——王安石的新法。从熙宁到绍圣，无论被贬多少次，无论权力得失多少次，他从未改变过对新法的信仰。
一个“奸臣”会这样吗？
“奸臣”二字困住的，不只是章惇一个人。它困住的是所有那些“政见不同但并非无行”的人，所有那些在权力中保留了一点“不肯私所亲”的人，所有那些敢于说“不可以君天下”的人。
章惇的问题不在于他“奸”。在于他站错了队，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在一个需要用“奸臣”标签来简化历史复杂性的时代里，成了那个标签的牺牲品。
睦州贬所的那间屋子里，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死了。死前他想过什么，没有人知道。但九百年后，有人在翻阅《宋史》的时候，会停下来，问一句：
“他真的是奸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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