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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的帝王序列里面，嘉靖与万历两个名字出镜率居高不下。
嘉靖自嘉靖元年1522年登基，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离世，前后执掌大明江山四十五年。
万历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一直延续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在位时长四十八年。
两部《明史》本纪留给这两位帝王的记述篇幅很长，后世各类通俗读物、影视剧目，取材也大多围绕这两段时间展开。
两个超长的执政周期紧紧贴在一起，中间硬生生挤进一段只有六年的统治阶段。
对应年号叫隆庆，对应的帝王是朱载坖。
很多普通人第一眼看见“坖”这个汉字，直接读成“厚”，网络传播的短视频、网文稿件里面，写错读错这个名字的情况屡见不鲜。
生卒时间有明确记载，朱载坖出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公元1537年，去世是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572年，终年三十六岁。
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接下皇位算起，到隆庆六年五月离世，实际执掌朝政时间折算下来，满打满算六年五个月出头。
处在嘉靖、万历两大时间段的夹缝之间，在位时间短促，大众圈层里面存在感很低。
不少历史爱好者梳理明代帝王列表的时候，会直接跳过这位帝王，把嘉靖之后直接衔接万历。
但明代留存下来的官方档案能够看到，就在这短短六年时间里面，朝廷完成两件影响全国格局的大事。
一件处理北方蒙古各部持续多年的边境冲突，另一件调整沿用百余年的海禁制度。
福建漳州月港成为民间商船合法出海的口岸，来自美洲、日本的白银顺着海上航线持续流入大明境内。
这批流入的贵金属，填充国库库存，改变国内货币流通形态，给之后万历朝的各项运作提供物质基础。
很多史料记录的线索全部摆在眼前，围绕这位在位时间很短的帝王，会冒出一连串疑问。
嘉靖朝遗留下来一堆棘手问题，朝堂派系摩擦不断，南北边境都有战事压力。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隆庆朝的各项政令是如何一步步落地。
月港开海之后，贸易运转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子。
大量白银进入国内，会给社会各个层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这些历史现场，接下来一步步铺开。
【一】裕王时期的生存状态，嘉靖朝储位悬而未决的现实
朱载坖是明世宗朱厚熜第三个儿子，生母为杜康妃，杜康妃在后宫并不得宠。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朝廷举行册封仪式，朱载坖受封裕王，同一批次受封的还有二哥朱载壡被册立为太子，弟弟朱载圳封景王。
嘉靖早期，先后有两个皇子夭折，哀冲太子朱载基、庄敬太子朱载壡先后离世。
庄敬太子朱载壡死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
按照明代嫡长继承的制度排序，此时排行第三的裕王朱载坖，成为皇位继承顺位上面排名靠前的人选。
嘉靖本人笃信方术，接纳道士提出“二龙不相见”的说法。
皇帝为真龙，储君同样属于龙的身份，两条龙不宜频繁接触。
这套说法直接影响嘉靖对待皇子的行事方式。
嘉靖不愿意正式下诏册立储君，回避和裕王之间的见面。
皇宫内部，宦官内侍察阅君主态度，宫外朝堂官员也分成两股不同的立场。
一部分官员支持裕王，另一部分官员倾向景王朱载圳。
朝堂之上，围绕储位的各类奏疏接连不断。
嘉靖三十九年，官员郭希颜上书请求确立储君，这份奏疏触怒嘉靖，郭希颜最终被处斩。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十六岁的朱载坖搬出皇宫，前往裕王府居住。
此后十三年时间，大部分生活场景都发生在宫外王府当中。
王府的供给，会受到宫内态度的间接影响。
《明穆宗实录》留存的相关记录可以看到，王府日常开支、器物供给，时不时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
裕王府邸并不隔绝外界信息。
王府讲官群体，包含后来进入内阁的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人。
各类来自民间、地方官府的消息，会通过不同渠道传入王府。
东南沿海海禁带来的社会矛盾，北方边境年年不断的劫掠冲突，地方官府赋税征收遇到的各类难题，这些社会现实，朱载坖都可以接触到相关讯息。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嘉靖下令景王朱载圳前往自己的封地德安就藩。
朝堂之上关于储位的争论得到短暂平息。
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在封地去世。
至此，皇室内部，有竞争皇位资格的同辈皇子，只剩下裕王朱载坖一人。
即便如此，嘉靖依旧没有颁布诏书正式确立太子身份。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乾清宫去世。
十二月二十六日，朱载坖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隆庆。
登基之后第一件事，推行嘉靖遗诏当中拟定的各类调整举措。
此前因为上书言事获罪的官员，予以重新启用；已经离世的，给予抚恤，录用他们的后代。
在嘉靖时期得到重用的方士交由相关部门处置，各类道教祭祀仪式全部停止。
同时减免隆庆元年一半田赋，免除嘉靖四十三年之前全国百姓拖欠的赋税钱粮。
【二】隆庆元年朝堂格局，内阁人员构成与朝堂摩擦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内阁一共有六名人员，分别是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
这批人里面，徐阶是嘉靖后期留存下来的内阁首辅；高拱、陈以勤、张居正，都曾经做过裕王府的讲官，和朱载坖在王府时期就有往来。
朝堂的摩擦很快显现。
隆庆元年，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检举高拱在嘉靖皇帝病重期间，私自离开内阁回家。
高拱认定这份弹劾背后由徐阶推动。
紧接着高拱抓住胡应嘉过往处置公务的疏漏，要求对胡应嘉革职。
事件爆发之后，京城大量言官接连上奏，纷纷弹劾高拱。
高拱这边，也指使言官，上奏检举徐阶家中子弟在地方上的所作所为。
互相弹劾的文书，源源不断递送到皇宫。
不同派系的官员互相攻讦，朝堂公文堆积。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被迫离职，一同离职的还有郭朴。
内阁人员缩减为徐阶、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四人。
朝堂争执没有就此停下。
隆庆二年七月，徐阶递交辞呈，请求辞官还乡，得到准许。
李春芳接替成为内阁首辅。
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再次被召回内阁。
重返内阁之后，高拱同时兼任吏部尚书，手握人事相关权限，朝堂内部的派系对抗再次升温。
朝堂吵作一团的同时，国家层面两件大麻烦依旧摆在台面。
北边，蒙古俺答部的骑兵，常年越过长城南下，宣府、大同、延绥、宁夏多处边镇反复遭遇袭扰。
南边，海禁制度运行多年，民间走私贸易持续扩张，海盗、走私团伙在沿海活动，地方官府镇压成本居高不下。
隆庆朝地方官员递上来的奏疏，大量围绕南北两件事务展开。
北方边镇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持续递交和蒙古部落相关的奏报；福建当地官员，不断上奏陈述海禁带来的现实问题。
明代档案《明穆宗实录》完整收录大量地方递上来的奏章原文。
福建巡抚涂泽民，在隆庆元年上奏，请求放开部分口岸，允许民间商船出海贸易。
这份奏疏，送到紫禁城，交由内阁集体讨论之后，得到批准。
朝廷选定漳州府月港，作为唯一一处民间出海贸易的口岸。
同年设置海澄县，设立督饷馆，专门管理出海贸易相关事务，办理船只报备，征收各类贸易税银。
这里可以厘清一条史实，隆庆开关不等于全面废除海禁。
按照当时出台的制度条文，外国商船依旧不允许直接进入月港开展交易； 中国商船出海，需要申领官方发放的船引，登记船只尺寸、船员名单、前往的目的地； 日本被列入禁止通航的区域，船只不允许驶往日本方向； 货物清单也有限制，铁器、硝黄等物资，属于违禁物品，不允许私自携带出海。
【三】隆庆四年到隆庆五年，把汉那吉事件与俺答封贡全过程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冬天，发生把汉那吉归降明朝的事件。
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的孙子，因为部族内部的婚恋矛盾，带领身边亲信，投奔明朝边境。
大同巡抚方逢时接纳这批来降人员，迅速把整件事情上报宣大总督王崇古，再由王崇古写成奏疏送往北京朝堂。
消息传到蒙古草原，俺答汗一开始调集兵马，准备用武力把人抢回去。
后续派出使者进入大同，见到把汉那吉本人，看到明朝给到把汉那吉相应的衣物、住宅供给。
俺答汗的妻子伊克哈屯，因为思念孙子，多次表达情绪。
多方因素叠加，俺答汗转变想法，开启和明朝的谈判通道。
王崇古向朝廷递交《确议封贡事宜疏》，系统罗列封贡互市整套方案，包含封号等级、进贡时间、进贡路线、边境互市开设地点、赏赐规格、归降人员处置办法等全套条目。
这份奏疏送入京城，朝堂内部爆发大规模廷议。
一部分官员反对和蒙古达成封贡互市，另一部分官员支持王崇古提出的方案。
内阁内部，高拱、张居正持支持立场。
所有讨论内容汇总之后，呈报至隆庆帝处作最终裁定。
隆庆五年三月，公元1571年，朝廷正式下诏，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同时给蒙古各部其余大小首领分发敕书，授予对应的名号。
隆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大同得胜堡外面，举办册封仪式，俺答汗接收朝廷下发的镀金银印。
俺答汗按照之前谈判约定，把逃到蒙古的汉人叛民赵全等九人移交明朝处置。
明朝这边，把把汉那吉送回蒙古草原。
之后长城沿线，从红山墩一直到清水营，多处地点开设马市与小市。
马市主要用于官方层面的物资交换，小市面向普通边地民众。
蒙古部落输出马匹牛羊，换取中原产出的布匹、粮食、铁锅、茶叶。
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南北冲突就此告一段落，宣大、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各处边镇，大规模战事频次大幅下降。
朝廷每年投入北边防御的军费，出现明显缩减。
北方边境局面落地的同一时间段，月港的海上贸易持续运转。
督饷馆负责征收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四类税银。
引税是商船申领船引缴纳的费用； 水饷按照船只大小规格收取； 陆饷针对进口货物，由内地采购商人缴纳； 加增饷专门针对只带回白银，没有带回货物的返航商船。
开关初期隆庆阶段税银规模有限，进入万历之后，每年征收税银上涨至两万两上下，后续逐步上涨到接近三万两。
月港因此被当时的文书称作“天子之南库”。
东南沿海的丝绸、瓷器、蔗糖，顺着商船输送到南洋吕宋、暹罗、满剌加等四十多个地区。
美洲矿山开采出来的白银，经由马尼拉大帆船转运到吕宋，再由中国商船带回月港港口。
日本本土银矿开采产出的白银，也通过各类中转渠道流入福建沿海。
朝堂之上，依旧有不少官员持续递交奏章，对月港开海提出不同意见。
各类反对的声音，不断从六部、都察院、地方府衙输送进皇宫。
朝堂内部反对开海的奏本堆叠在御案之上，各类质疑的说法不断传出。
一部分官员坚持，祖宗定下海禁，不能轻易改动，开放口岸会带来不可预估的风险。
另一部分官员看到月港征税带来的实际收益，看到沿海社会秩序出现的变化，主张维持现有的有限开放模式。
两边的公文来回拉扯，廷议一轮接着一轮，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互相交织。
正当朝堂讨论陷入胶着状态时，一份来自福建地方的完整账簿被送到紫禁城。
当这份记录月港贸易船只、货物、税银明细的账簿摆到御前的时候，宫殿之内的气氛仿佛凝固，所有看过这份账册的人，表情都变得异常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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