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由120师直属工兵营改编而来的八路军留守兵团警6团，在团长王兆相的带领下，从晋西北120师师部返回延安。临行前，贺老总亲自去送行，还委托王兆相帮忙给毛主席带几句话。
一开始王兆相想着主席很忙，怕是没机会见到，也就没当回事。但他向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汇报工作时，滕代远主动提起让他再去向主席汇报。几天后王兆相得以见到了主席。他先是汇报了神府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的发展情况，随后又转述：
“主席，贺老总让我转告你，说他不识几个大字，也请求学习，提高提高文化水平，到苏联或是到抗大都可以”。
这就非常奇怪，此时还是抗战初期，贺老总没有遭遇什么重大挫折，在部队里地位又高，为何会生出离开军队一线的想法呢？
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贺老总麾下的两名主力战将都出了事。当初120师下辖358旅和359旅，两旅长一个接到任命却没上任，一个上任不久便被撤了职，这让他内心也有些情绪。
358旅旅长卢冬生算是贺老总的嫡系，参加过南昌起义，后随贺老总、周逸群返回湘鄂西，参与了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历任红7师20团团长、湘鄂西独立师政委、红二方面军第4师师长等职。
由于之前夏曦的疯狂肃反，湘鄂西幸存的高级干部极少，卢冬生原本可以有更高的成就，奈何三大主力会师后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
长征中的草地分兵，让中央非常警惕，为加强领导、也为避免出现下一个张国焘，就在各部展开了整风运动。红二方面军因长期独立发展，被当成了重点。
1937年6月，红4师内部召开会议，师长卢冬生是临时才接到通知的，座位也被安排在主席台下。原本他以为是上级首长来视察，结果会议开始后，却是师政委李井泉带头批评。
李井泉从统一战线讲起，逐渐把话题落在部队的“反军阀主义”、“反游击主义”等问题上。还特别点了原红二军团的卢冬生、黄新亭等人。
卢冬生这时才知道，会议是冲着自己，乃至贺老总来的。他非常气愤，将上衣脱掉，露出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他怒吼道：这些伤痕，就是我卢冬生的历史，我绝对没有什么军阀主义。不过这个师长，我是不干了。说完也不等李井泉同意就离开会场。
之后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贺老总主动揽下责任：过去因我政治落后，未能及时纠正错误，此事跟他们无关。政委关向应也有看法：“红二方面军的问题不是军阀主义倾向严重，严重的是游击习气。”
作为问题的焦点，卢冬生很快被安排去抗大学习。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际，他的学习尚未结束，358旅又是由红4师为主体改编，所以旅长之名暂挂在他头上，部队实际由副旅长张宗逊指挥。
可即便是挂名，争议还是没有停止，有风言风语传贺老总是“任人唯亲”，搞得非常被动。卢冬生一直到1939年3月去苏联前，都未能实际指挥部队，很难说跟这种风言风语有没有关系，而这种情况对贺老总无疑也是一种伤害。
359旅旅长陈伯钧早年一直在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懋功会师被编入了红四方面军，到甘孜会师又编入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出任军团长。
他倒是实际履职了一段时间，只不过由于物资后勤等原因，他带着359旅主力驻于洛川，随时等待着中央的命令。
1937年10月17日，总部传来消息，让陈伯钧派人去领款，给部队制作冬装。这让陈伯钧兴奋不已，有了这批装备，终于能够上前线了。
于是他让旅部会计老袁去旅部领钱，自己则召集干部们开会，研究冬装制作及开赴前线等问题。结果这个会没开几分钟，外面就传来了吵闹声。陈伯钧出屋一看，发现会计老袁在跟一名年轻司机吵架。
询问经过，原来是这名年轻司机正要驾车返回延安，老袁想着骑马回去有好几百里，眼下顺路，就希望对方搭一程，但司机态度蛮横，宁愿空车走也不带，所以就吵了起来。
陈伯钧觉得回去拿经费是大事，大家都是同志，顺路捎一程也是应该的， 就帮着老袁说话。结果那司机脾气很倔，坚持不肯带，对陈伯钧说话的态度也很不客气。这一年陈伯钧才27岁，哪受得了这个气，抬手就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可算是“捅了马蜂窝”，八路军讲究官兵平等，纪律方面格外严格，虽然陈伯钧事出有因，但也确实违反了规定。所以没多久就被叫回延安，受到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被送到党校继续深造。
此事按道理来说跟贺老总没什么关系，陈伯钧历史上与贺老总关系也不是那么密切，但在特殊的背景下，偏偏又是120师出了问题，有些人就喜欢联想、上纲上线，扯来扯去就扯到了贺老总身上。
两个旅长接连出事，蔓延到贺老总被指责，并且120师当初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三王”事件，如此种种，让贺老总心力交瘁。就想着干脆离开部队去学习一阵，遂委托王兆相带话。
对于这些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前因后果的，并没有因此怪到贺老总身上。据王兆相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述：
”毛主席听后慈祥地笑了。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笑着说：‘啊！他不能去学习，晋西北根据地的任务很重嘛，工作不允许他贺老总去学习啊！’“
此事就此打住，贺老总之后还是一直率领120师作战。倒是120师内部不久进行了分兵，副师长萧克率部挺近冀热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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