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掰着指头数过，地球上的国家名字换来换去，旗帜也换，宪法也换，可真正敢把“社会主义”四个字写进国名并且一直写着的，一只手数得过来。这事怪就怪在，曾经它不是这么少。少到什么程度，你得先知道它曾经多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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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从加勒比海到中南半岛，红旗插遍了十几个国家的政府大楼。有人翻过一本老册子，里面记着一笔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多的时候到了十六个。十六个。蒙古在亚洲腹地先走一步，东欧七国跟着苏联的坦克一道改旗易帜，朝鲜半岛北边那个政权在停战协定上签完字转头就宣布建国，越南人在奠边府把法国人赶走，老挝和柬埔寨也各自挂上了社会主义的牌子。你想想那个场面，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举手的阵营里齐刷刷一片。

然后它就往下掉了。

掉得很快。没有人敲钟，也没有人通知。最先出事的是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一个接一个把党证收进抽屉。柏林墙被凿开的那天晚上，有东德边防兵把枪扔在地上，坐到了墙头上。苏联自己撑了两年，到一九九一年底，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旗子换了颜色。十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剩了五个。

在很多人看来，这事最不好解释的地方在于，社会主义这套道理听起来不坏。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看病不花钱，上学不花钱。古巴的医生佩德罗·卡斯特罗被派到安徽一家眼科医院，给一个五岁就来看眼睛的中国女孩程菌萍治了十五年，女孩长到二十岁还去找他。这套东西搁在谁身上都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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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得通跟做得到是两码事。

莫斯科有个叫马琳娜的市民，退休那年对来采访的记者说了一段话，记者后来把它原样登了出来。她说苏联时期生活稳定，但有钱买不到好东西；解体以后什么好东西都有，但钱不够花；最难过的是中间那几年，既没有钱，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段话你读两遍，会发现她没骂谁，也没夸谁，就是把三个时间段并排放在那里。

剩下那五个，活法各不相同。

朝鲜选了另一条路。平壤的地铁站里有人读报，少年在普通江边跑步，可出了首都往北走，有些村子一天只来一个小时的电。没有人去问为什么，问了也没用。

这里得插一句看似跟主题没什么关系的事。哈瓦那老城区有家理发店，店主叫路易斯，他每天早上用一把从西班牙带过来的剪刀开门做生意，那把剪刀用了十四年，一次没磨过。古巴街头的美国老爷车也一样，五十年代产的雪佛兰和福特还在跑，零件靠拆东墙补西墙。这些东西跟主义不搭界，但它们比主义活得久。

回头说那个问题。两百来个国家，为什么只剩五个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

苏联解体的时候，原苏东地区的大中小学教科书换了一轮，历史课把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从目录里删掉了。那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要么解散，要么改了名字去参加竞选，党员人数从九千一百万掉到六千万出头。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战场上，是发生在教室里和党部办公室里。

另一个原因藏在钱里。冷战那些年，苏联给东欧的石油价格比国际市场低一大截，等于年年倒贴。贴不动了，经互会的贸易圈就散了。东德人往西德跑，匈牙利人往奥地利跑，跑过去的人不回来了。柏林墙修起来是为了拦人，墙倒了是因为拦不住。

古巴撑得最久，离美国最近，被封锁的时间比很多读者的年龄都长。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从一九六二年开始，中间松过一阵，又紧回去。哈瓦那街上的老爷车之所以还能跑，是因为新车进不来。这话听起来像在夸古巴人聪明，其实不是，是他们没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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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社会主义国家少是因为制度本身不行。也有人说是因为外部压力太大，一个两个还能扛，十几个一起扛就扛不住了。这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也都有各自兜不住的地方。苏联在的时候，东欧那些国家是跟着苏联走的；苏联没了，它们就散了。这跟制度好不好没关系，跟带头的那个人还在不在有关系。

越南人后来总结了一句话，说他们做对的事情是“不让经济垮掉”。这话不是哪个学者说的，是河内一个开米粉店的老板说的。他姓范，每天凌晨四点起来熬骨头汤，一天卖出去一百二十碗。他儿子在胡志明市做软件外包，每个月寄回来五百万越南盾。范老板觉得这样挺好，他说他父亲那辈人打仗打了三十年，他这辈人只要把汤熬好就行。

你想想，从十六个国家到五个，中间隔着几场战争、几堵墙、几本被改写的教科书，还有无数个像范老板和米哈伊尔那样的人。他们不关心主义，只关心明天早上锅里的汤还热不热。

河内郊区有个村子，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抗法战争时期牺牲的村民名字，一共四十七个。石碑旁边有棵芒果树，树干上钉着一块铁皮，用来接住掉下来的果子。铁皮已经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芒果每年还是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