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盛夏，在中国陕西渭南北部一带，乡下人的生活是这样的：
唐山大地震刚过去不到一年，紧随其后的松潘—平武地震影响到了这里，余震时不时还在持续。
很多村子里还有玉米杆子搭的小棚子，一旦有地摇山动（其实也就是有钱人家的电灯泡晃一晃），人们晚上就睡棚子里以防万一。
很多人家里储存馍馍的方式，是在房梁上拴根绳子，用木叉当钩，挂个竹篮，馍馍就在里面，一点都不影响老鼠偷吃。一旦馍篮子都开始摇晃，这一晚是必须住外面棚子的。
天还没亮，村里的那个“守村人”（傻子，生活不能自理）就开始游荡，专往坟地里跑。
天刚亮，生产队的饲养员出去放牛，一边拎着粪篮子到大路边捡牛粪、羊粪。一些妇女已经偷偷摸摸跑到地头边扯点菜、瓜揣在衣襟里回来了。
太阳都冒头了，村里的成年人这才成群结伙、吵吵嚷嚷下地干活，出工。家里成分有问题的，干最重的活，比如修渠、挖土、送粪。
真正干活的，磨洋工的，出工不出力的，都混在一起，全凭良心做事，反正大锅饭都是这样吃的。
队长安排生产任务，他的亲信负责记工分。
别看妇女队长的小姑子初中都没上几天，照样可以去教书。
老婆子们在家扫地、用皂角洗衣，做饭、照看孙辈、以及弱病残。
没有吃早饭那一说，出工前兜里揣个冷馍馍路上吃，就是早餐。
午饭是稀汤寡水的苞谷糁粥，馍馍，辣椒油、外加两个时令的水煮菜。
吃完继续上工，等到下午两点太热了，再回去歇着。
下午 4、5 点吃饭，南瓜面，红豆面，面少汤多，凑合吃。
一年到头，只有快过年了，每家按人口分一点菜油、一点猪肉。
想吃鸡蛋，要自家养鸡。婴幼儿喝的羊奶，要自家养羊。每家都有几分田的菜地，可以种菜，不许拿去卖。买东西要票证（粮票、布证），商品和票证都是定量供应的，花完就没了。
卫生什么的，谈不上。洗头发用的是皂角，洗衣粉。本地缺水，吃的是井水，哪有多余的水洗澡，打一盆水擦一擦就算很好了。很多小女孩经常几个月不洗一次头发，经常头顶一窝虱子到处疯跑。她们用了谁的梳子，谁就染上一头虱子。
男娃就很简单了，水渠里游一圈，就当洗了澡。
营养是什么？也谈不上。吃的是黑面馍馍和面条，喝的是苞谷糁，炒菜是什么，不知道。地里长什么就吃什么：槐花，榆钱，丁丁杠，荠菜，苜蓿，知了，红苕......都能吃。想改善生活，就得看谁家有红白喜事，或者等过年。
穿的是织的粗布，新布很硬，扎得浑身痒。洗衣服得用棒槌砸，不然洗不动。洗衣服的石头是祖坟里拉回来的青石祭台，或者拴马桩，甚至是墓碑。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成为文物被拉走。
缺衣少食的年代，人们个个面黄（黑）肌瘦，普遍苍老。没有人抱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人们也不知道城里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巨大的信息差让他们以为全世界都是如此。
吃完饭，大人继续上工。小孩子放学了吃完饭去割猪草，比赛看谁割的多。收了麦子的时候他们还要到地里拾麦，然后交给学校，每个人按年龄区分，至少 5 斤-8 斤，交的多了会有奖励，比如一个作业本。
天擦黑，老婆子们指挥孙儿把院子里的地面扫干净、洒点水，铺上席子，大人孩子躺席子上睡到半夜，再挪回屋里或者防震棚里。
晚上，妇女们凑一堆纳鞋底紡线，左邻右舍的闲话一遍遍复习，谁不在就蛐蛐谁，不亦乐乎。
老头子们凑一起拉着二胡唱秦腔，就着月光，没有月光才点煤油灯。
除了拼命活着，人们没有任何欲望。
村里那个曾经在县城银行当行长的张老大，已经投井自杀好几年了。
从黄埔跑回来的张老六，天天去干校报到，劳动改造，晚上还要写检讨书，一遍遍重复写。
差不多 30 年前最富裕的张家，曾经家有良田数百亩，现在这些田地已经全部分给了全村人，包括异姓。
至少三代都是有钱人的张家，如今已经沦落为最低等的村民，队长全家人可以随时骂街，点名道姓骂张家全家人，而他们一句都不敢还嘴。不然半夜板斧砸门，叫他们知道什么叫贫下中农的厉害。
他们家曾经有钱到穿金戴银，现在孩子发烧，家里连一毛钱都翻不出来。大儿子就是这么烧坏掉了脑子，成了“守村人”。
村里有知青，都是些楞头小伙， 有的是热情和冲劲。冬天浇灌冬麦，土渠被冲垮了，眼瞅白花花的水浪费掉，一个知青扑通跳下去，用身体堵住窟窿。结果浑身冻僵，险些要被冻死，村里人熬了姜汤水给他灌下，这才缓了过来。
这一整天你基本看不到“守村人”。他干不了任何活计，只会吃饭。除了吃饭，他基本都躲在柴火堆里睡觉。等人们都睡了，他就在村子里游荡，巡视着村里的每个角落，等待第二天太阳升起。
这些被闷在中部偏西的人们还不知道，这时（1977 年）的中国，就要恢复高考了，就要开始加油前进了。
时代的列车即将启航，南方的人们先知先觉开始爆赚，中部偏西的陕西，从此将要被落下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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