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举行一般性辩论，一场围绕人权问题的交锋，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在这样的国际场合，各国代表自然要谈到人权。有时是批评别国，有时是回应批评；有时列举具体案例，有时则指出对方自身同样存在人权问题。
看到这样的争论，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种说法。
2004年，有一位资深外交官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人权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颇为特别的算法：一个国家的人口大约是另一个国家的五倍，那么，如果两国人权状况相同，前者出现的人权问题数量也应该至少是后者的五倍。如果现实中并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就可以认为前者的人权状况更好，而且要好上五倍。
这个说法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它把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变成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人口是五倍，问题数量没有达到五倍，于是人权状况就是“好五倍”。
可是，人权真的可以这样计算吗？
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假如一个地方发生100起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另一个地方发生20起，能不能因此得出后者的人权状况好五倍？
很难。
因为人权问题并不是同一种东西，可以像统计产品数量那样进行简单比较。
一起案件涉及多少人，侵犯的是什么权利，造成什么后果，受害者有没有申诉渠道，是否能够得到律师帮助，法院能否依法审理，政府是否会调查和纠正，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对一个社会人权状况的判断。
有时候，一起案件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另一起案件可能只是一次程序上的权利受损。把它们简单地都计为“一个问题”，显然没有办法准确反映真实情况。
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一个社会究竟有多少人权问题，与这些问题能够不能够被说出来，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一个问题能够被公开讨论，媒体可以报道，当事人可以申诉，律师可以介入，法院会依法审理，政府会作出回应，那么问题本身虽然存在，但社会至少拥有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机制。
反过来，如果问题很少进入公众视野，也没有有效的申诉和救济渠道，仅仅因为统计数字比较少，就认为人权状况一定更好，同样未必成立。
因此，人权不能只看“有多少问题”，还要看一个社会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上的人权争论常常容易陷入另一个误区。
一个国家批评另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被批评的一方往往会指出，你自己也存在类似问题，为什么只谈别人？
这种反驳有时候并非毫无道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存在人权问题，在批评别人之前，也应该能够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但这里仍然有一个简单的逻辑：
批评者自身存在问题，并不能自动证明被批评的问题不存在。
一个人自己犯过错误，并不意味着他说出的事实就是错误的。一个地方存在贫困，也不能因此证明另一个地方的贫困不存在。
同样，一个国家如果提出了别国的人权问题，也不意味着它自己就拥有了“人权教师爷”的身份。
真正有意义的讨论，应该是回到具体问题本身。事情究竟有没有发生？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有没有调查？有没有救济？有关责任能否得到追究？
至于“谁更有资格谈人权”，其实很容易把讨论带偏。
人权不是一项颁发给某个国家的荣誉称号，也不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场排名比赛，更不是通过人口比例就能够计算出来的分数。
20多年前，有人试图用“好五倍”来说明一个复杂的问题；多年以后，类似的争论仍然存在。
也许，人权从来就不是一道需要计算输赢的算术题。
它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比谁更好，也不是谁更有资格谈论，而是具体的人权问题能否被认真对待，受到侵害的权利能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如果连这一点都被“谁比谁好”的争论遮蔽了，人权讨论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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