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广州，海珠，同福路往东拐进去，一条夜宵街。
街不长，两百来米，两边挤着三十几家档口。
金满堂在街东头，三间铺面打通，摆四十张桌。老板叫陈广发。
陈广发是这条街上的老人，一九七九年就在这儿支摊。
他这人不算能打，可讲规矩。
“广发，今天出门忘带钱了。”
“那就明天。”
“明天也没。”
“那就后天。”
街角修鞋的老伯吃了八年，八年里没给过几回钱。
一九九三年，这条街上生滚粥一块二一碗，牛腩粉两块，一间铺位月租两千八，厂里一个工人一个月挣四百块。
陈广发一年挣十几二十万，够养一家老小，也够他在这条街上做人。
加代跟他有交情。
加代刚南下那两年在广州做表，住的是金满堂后头那间小屋，一个月八十块。
“广发哥，饭钱我先欠着。”
“欠着。”
“欠到什么时候。”
“欠到你请我吃一顿为止。”
这一欠，欠了四十多天。
后来加代在广州站住了。手里三样东西：一间表行，一间在昌岗的歌厅，还有一条夜宵线上的客源。
线是他一点点攒起来的。三百多台出租车司机，三家大厂的夜班，两间酒店的宵夜单。
司机把人拉到哪家吃，哪家就给他抽头。这条线他摊给街上七八家档口，金满堂是最大的一家。
一年下来，这条线给加代挣二十几万。
他攥着这条线，谁家档口出了事，他能说上话。
那年一台大哥大两万八，一台本田摩托两万出头，装一部电话初装费三千二。
他是北京人，胡同里长大的，当过兵，说话慢，句短。越生气，声音越轻。
每回上这条街，他先在街口跟修单车的阿伯站一会儿。
“阿伯，今儿修了几台？”
“就一台。”
加代点点头，走了。
街上的伙计家里有事，他头一个掏钱。前年有个伙计的娘在老家做手术，加代让人送去一万五，条子都没打。
“哥，那钱……”
“别提钱。”
这条街上，加代说了两年话，没人跟他争过。
八月，街西头那间空了一年多的铺子开了门。
招牌挂上去：夜来香。
老板从东莞过来，叫冼世昌，三十七岁，个头不高，肩膀宽，走路两只手在身后甩。
他身边老跟着一个人，四十来岁，戴金丝眼镜，人家叫他温先生。
开张那天，冼世昌摆了二十桌，请了半条街的人。
“加代大哥，来坐。”
“照应。”
加代那杯酒搁在桌上没动，人走了。
夜来香做一样的生意，三十五张桌。
开张第三天，温先生把账摆在冼世昌面前。
“冼老板，你想在这儿站住，头一件事不是抢客。”
“抢什么。”
“抢人。灶上的师傅、烧腊的、跑堂的，都攥在别人手里。你抢客抢一个月，师傅一撂铲子，你连锅都开不了。”
“给多少。”
“翻一倍。先付三个月。”
“亏。”
“亏三个月。”温先生说，“三个月以后，这条街上就没别人了。”
第二天，金满堂掌勺的老于被叫到了夜来香的后门。
“于师傅，你在金满堂一个月多少？”
“一千二。”
“我给你两千四，先付三个月。”
老于第二天就没来。
“老于走了。”跑堂的阿荣说。
“走就走吧。”陈广发说。
“灶上没人了。”
“我自己上。”
烧腊的老郑，加上两个跑堂的，半个月里走了四个。
“广发哥，人往高处走。”老郑走的时候低着头。
“走吧。”
那天晚上，金满堂灶上的火熄得比平时早。
九月初，夜来香开始抬价收客。
司机的抽头，金满堂给八毛一个，冼世昌给一块五。
“你上哪儿吃？”
“夜来香。”
“金满堂吃了十年了。”
“人家给一块五。”
“广发哥不给你加？”
“广发哥给八毛。”
三天，一半的司机把车头调到了夜来香门口。
“冼老板，这么给，你不亏？”
“亏。”冼世昌笑了一下，“亏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呢？”
“三个月以后，这条街上就剩一家。”
陈广发来找加代。
“加代，他要吃这条街。”
“广发哥，先等等。等他动手。”
“等到什么时候。”
加代没接这句。
九月十七，夜里两点。
四个小年轻拎着铁管进了金满堂。招牌砸掉一半，两台冰柜推倒拖走，两个伙计挨了打。
掌灯的阿荣手背见了红，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老板，我没事。”
“手伸出来。”
“就蹭了一下。”
“去医院。”
“不去。”
陈广发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塞了五十块钱，让跑堂的架着他走了。
陈广发报了官。人跑了，那阵子街上还没有探头，查不动。
他托人打听。有人说那天夜里见过夜来香的车。
“谁说的。”
“街上都这么说。”
“谁看见的。”
“没人敢出来。”
“没人出来就不算。”
“这不是我的人。”冼世昌在自家柜上把话说得很响。
温先生把账本摊开。
“冼老板那天夜里在店里收档，二十三个人都在，账上的时间写得清清楚楚。”
翻开那一页，果然清清楚楚。
人家来问了两回，没问出东西。陈广发站在自家门口，看着那块被砸掉一半的招牌，一句话没说。
十月底，半夜有人来金满堂门口放话。
“冼老板说了，这条街他做定了。”
“金满堂这个月不开门，往后就不用开了。”
那天夜里陈广发坐在店里，坐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加代来了。
“哥，要不要我去夜来香门口站一站。”左帅在车上问。
“不去。”
“那怎么办。”
“先看。”
十一月初，两边都调了人。
陈广发那边二十来个，冼世昌那边三十来个，夜里在街当中撞上。
头一个人从路边排档扯起一张塑料凳砸过去，两边就涌上来了。
加代赶到的时候，街当中已经打成一片。塑料凳、铁管、锅盖，什么都往人身上招呼。
加代带着左帅、丁建、周强从街口走进来，走到街当中站住。
“都停下。”
他的声音不高。两边的人愣了一下，慢慢停了手。
左帅往前一步，把陈广发那边两个还要冲的按住了肩膀。丁建和周强堵在冼世昌那边人的跟前。
街当中让出一条道。
“这条街上的事，摆酒说。”
加代这一头也没闲着。他让人去找九月十七夜里跑掉的那几个小子里头的一个。
找了二十来天，在一间录像厅里把人找着了。那小子姓杜，十九岁，耳朵后头还有那天翻墙蹭的口子。
“谁给的钱。”
“代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人家管他叫阿彬。”
“他怎么找上你的。”
“录像厅。他说有活儿，一天两百。”
“那天夜里你站在哪儿。”
“我在金满堂后巷。砸招牌的另加了钱，一个人一百。”
“你们几个人。”
“四个。还有一个开面包车的，姓什么我不知道，车是夜来香的。”
加代让人把这段话写下来，按了个手印，收进兜里。
第二天，加代去了海珠桥边那间老茶楼。
廖伯七十三，老码头出来的，歇了十年，谁摆酒都请他压场子。
“你多少年没求过我了。”
“十二年。为一条街。”
“两个老板，你都认识？”
“一个认识，一个不熟。不熟的那个，手底下二十几个人要吃饭。”
廖伯把茶盏放下。
“初八，我上桌。”
十一月初八，中午。
老茶楼二楼，雅间一大间，中间拼了三张八仙桌。
左边坐陈广发，右边坐冼世昌，上头坐着廖伯。加代坐在廖伯下手。
楼下门口，两边各来了二十几个人，站在街两边，谁也没进去。
冼世昌那边有个愣头青先动了手，把金满堂一个伙计从台阶上推下去。
两边的人一涌，桌子掀了，茶壶滚到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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