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
广州，西关。
老城区那间茶楼开在一条麻石巷子口，两层，楼下摆散桌，楼上四间雅间。
掌柜的姓周，五十来岁，算盘打得慢，人情记得清。
阎四爷和梁伯在这间茶楼喝了三十年的茶。
阎四爷七十六，个头高，背有点弯，年轻时候在十三行做布。梁伯七十四，矮胖，脸上有块胎记，做南北行的药材。
两个人的位子是固定的。楼上靠窗那张，一边一个，谁先到谁先占着两个位子。
“老阎，你今天来得早。”
“我六点就来了。”
“六点你上这儿坐着干什么。”
“坐着看你什么时候来。”
这三十年里，两个人没红过一次脸。
一九九二年，西关一间临街铺月租一千一，一盅两件早茶三块五，一壶菊普一块二。
厂里一个工人一个月挣三百来块。
加代跟两位老人都熟。
一九八九年加代刚南下，在广州做表，手上第一批货没地方放，是阎四爷把自己阁楼上那间空屋让给他堆的。
“四爷，租子我给您。”
“堆三个月，堆完了搬走。”
“三个月我给您三百。”
“你再说钱，明天就来搬。”
三个月加代搬走的时候，在阁楼上留了一条烟。阎四爷追下楼，把烟从二楼的窗户扔了出来。
梁伯给加代引过第一条路。他把一个从香港过来的客人领到加代柜上，说了一句话。
“这后生是我看着的，你跟他做。”
那笔生意，加代挣了七千二。
后来加代在广州站住了，每年八月十五，给两位老人各送一盒月饼、两斤龙井。
月饼是那家老字号的，一盒八块六。
送东西这事，加代从来不进门，放下就走。
“代哥又来了。”阿全在后头喊。
“人呢。”
“走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初十，中午。
两位老人在茶楼楼上那张桌上撞上了。
“老梁，二十年前那笔钱，你还记不记得。”
“哪笔钱。”
“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千八。”
“三千八我早还了。”
“还了？”阎四爷把茶盏往桌上一顿，“你什么时候还的，还给谁了。”
“还给你的。我让老潘送过去的。”
“老潘走了三年了，你说是他。”
“我记着就是老潘。”
“你记着。”阎四爷笑了一声，“你还记着四万六呢。”
“我记着我这辈子没欠过谁。”
“你没欠过谁。”
“老阎，这话你二十年前就该说。你今天说，是拿我当什么。”
“拿你当老梁。”
“那你别拿我当欠债的。”
两个人的声音一层比一层大。最后阎四爷把那盏茶泼在了地上，梁伯把桌上的碟子拍翻了一个。
周掌柜跑上楼，看见两个七十多岁的人站着对脸，谁也不坐。
他一个人劝不了，当天晚上就跑去找加代。
“代哥，那两个老爷子翻了。”
“为什么。”
“二十年前一笔钱，一个说还了，一个说没还。四爷把茶都泼了。”
加代把手里的表放下。
“你回去吧。别掺和。”
阎四爷有个侄子，叫阎贵，三十八岁，在惠福路做五金。
八月十三，阎贵提着两瓶酒进了叔叔家。
“叔，您跟梁伯那事，街上都传遍了。”
“传什么。”
“传您被人欠了二十年，人家还住着大屋开着大铺。”
“他开铺是他的事。”
“叔，您那笔账，条子还在不在。”
阎四爷从抽屉里摸出一张对折的黄纸，摊在桌上。
纸上写着三行字，落款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底下按着两个手印。中人一栏写着潘先生的名字。
“条子倒是在。”阎贵把纸拿起来看了两遍，“这个中人还在不在。”
“走了三年了。”
阎贵没说话，把条子对折好，塞进自己兜里。
“你拿走干什么。”
“我替您去要。”
八月十四，下午。
阎贵带了十六个人，到西关那条巷子，把几条长凳摆在了梁伯的药材铺门口。

客人走到巷口，看见一排人坐着，掉头就走。
梁伯的伙计阿全出来。
“你们干什么。”
“讨债。”
“你们等着，我去叫老板。”
阿全被人从门槛上推倒，膝盖磕在石阶上。
加代是半个钟头以后到的。
他带的人不多，左帅、丁建，还有表行两个伙计。
加代站在药材铺门口的台阶上。
“你叫阎贵。”
“你谁啊。”
“把凳子搬了。”
“加代是吧。”阎贵把凳子往后一踢，站起来，“我替我叔讨账，讨了二十年了。你管得着吗。”
“这条巷子归街道管。你摆凳子占道，明天人家就来清。”
“那你让人家来。”
左帅一步上去，把最前面那条长凳掀了。丁建把靠墙的两条也掀了。
阎贵那边的人站起来往前挤。两边在铺子门口推搡了三四分钟，一个花盆从台上掉下来摔了。
加代一直站在台阶上，没动。
“阎贵。”
“怎么着。”
“你要讨账，去茶楼讨。别在人家铺子门口。”
“我要是不去呢。”
“那十六个人里有几个是你铺子里的，我认识。”加代说，“明天你的五金铺也有人坐。”
阎贵盯着他看了半分钟，把手一挥，人撤了。
八月十六，上午。
阎贵把那张黄纸拍在了梁伯的柜台上。
“梁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三千八。中人潘先生，手印两个。您自己看。”
梁伯把纸拿起来，戴上眼镜，看了很久。
“这个手印……是我的。”
“那就是了。”
“可我记着我还了。我让老潘送过去的。”
“老潘人呢。”
“老潘走了。”
“那您这话跟谁说得清。”阎贵把条子收回去，“梁伯，本金三千八，二十年了。我也不多要，四万六。”
“四万六。”
“按老规矩算的，一分没加。”
梁伯站在柜台后头，一句话说不出来。他做了五十年生意，账上从没短过谁一分，可这一笔，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那几天，梁伯的药铺关了五天没开。
八月十八，晚上。
阎四爷那边来了三十来个人，都是他那辈老兄弟的儿子和孙子。梁伯那边来了二十来个，一半是南北行里的人。
两边在恩宁路口上撞上，都是去找茶楼的周掌柜评理的。
路口站满了人，自行车铃一路响到巷尾。
加代带着左帅、丁建、周强从路口东边走进来，走到两拨人中间站住。
“都退回去。”
“代哥，他们先堵我们铺子的。”
“我知道。”
“那你说怎么办。”
“八月廿二，茶楼，我摆酒。两位老哥都上桌。”
那天晚上阎四爷没露脸，来的是他侄子。
八月二十，加代去了西关一处老宅。
潘先生走了三年，他儿子潘志明还在，在越秀一间印刷厂上班。
“你爹当年做过中人。”
“做过。他一辈子给人做中人，做了三十多年。”
“一九七二年十月那笔，你家有没有底。”
潘志明想了一会儿，上了阁楼，翻出一个铁盒子。
盒子里是一本硬皮旧账。他翻到一九七二年那一页，把本子递过来。
加代一页一页往下看。
看到十月十七那一行，他停了一下。
“这页我能不能带走。”
“代哥，这账我还有用。”
“我抄一份。”
加代从兜里掏出一支笔，在那张桌子上一笔一笔抄了下来，抄完把本子合上还回去。
“志明，谢谢你爹。”
“代哥，我爹做中人的规矩是记清楚了才落笔。”
“他记得很清楚。”
八月廿二，中午。
茶楼楼上那间最大的雅间，桌上摆了一席，四凉四热。
阎四爷坐左边，梁伯坐右边。阎贵站在他叔叔身后。加代坐在下首。
周掌柜把茶续了三回，两个人谁也没动筷子。
“老阎。”梁伯先开了口，“那笔钱，我给你。”
“你给多少。”
“四万六，我拿得出。”
“你拿得出。”阎四爷哼了一声，“你二十年前也拿得出。”
“我二十年前就还了。”
“你还给谁了。”
两个人又对上了。阎贵在后头往前探了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