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8日晚，北京中南海，周恩来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到第二天的签字安排，一支笔，竟让原本严肃的外交场合多了几分意外。

周恩来询问田中角荣，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使用毛笔还是钢笔。田中角荣略作思考后回答：“用毛笔。”

这个回答看似简单，却让周恩来笑着说：“你把我将了一军。”

田中选择毛笔，并非临时起意。毛笔是中国传统书写工具，在重要文书上留下毛笔字，既有礼仪意味，也容易让人联想到中日两国共同受到汉字文化影响的历史。对日本代表团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含蓄而得体的表达。

周恩来却有自己的难处。他说明，自己平时已经很少使用毛笔。更重要的是，年轻时在延安骑马摔伤右臂，留下了后遗症，右臂难以完全伸直，握笔和运笔都不如常人方便。

这个细节，也解释了一个许多人曾注意到的动作：周恩来参加合影或出席活动时，右手有时会自然放在腰侧。不了解情况的人，容易把它看成一种姿态，实际上与旧伤有关。

田中角荣的提议，使周恩来不得不在礼仪与实际之间作出回应。外交场合讲究分寸，一支笔的选择，既涉及仪式感，也关系到签字者的身体状况。周恩来没有回避，而是坦然说明缘由，这种处理既幽默，又不失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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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让这支毛笔具有历史分量的，并不是书写工具本身，而是它落笔之前，两国经历的长期曲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仍处在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之中。日本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追随美国对华政策，并同台湾当局保持关系，中日两国政府之间因此难以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民间联系却没有完全中断。日本一些政党、工会、文化团体和工商界人士，持续推动对华交流。贸易往来、文化访问和人员接触，像一条并不宽阔却始终存在的通道，使两国社会没有彻底失去彼此了解的机会。

1954年以后，日本政局变化，中日关系一度出现转机。中国方面对日本战犯采取宽大处理政策，也通过接待日本各界人士，释放了愿意改善关系的信号。遗憾的是，随着日本国内对华政策反复，双方关系又多次陷入停滞。

1957年岸信介出任首相后，对华态度趋于强硬，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受到影响。1960年岸信介下台，池田勇人执政后，关系有所缓和，双方还推动签署民间贸易方面的文件。可到了佐藤荣作执政时期，两国政府关系再次受到阻碍。

有意思的是，民间交流虽然时断时续，却让邦交正常化逐渐具备了社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这些变化都使日本重新评估对华政策。

田中角荣在1972年7月出任日本首相后，很快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摆上重要议程。他面对的不只是外交谈判，还有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牵制，以及对台湾问题、战争责任和赔偿问题的复杂争论。

周恩来对此看得十分清楚。早在田中当选前后，中方就多次通过不同渠道表达：只要日本政府有诚意，北京愿意为首相访华打开大门。周恩来还强调，来访者无论职务高低，只要是为恢复两国正常关系而来，中方都会以正式、体面的方式接待。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抵达北京。此后几天，周恩来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日本代表进行了密集会谈。双方围绕台湾问题、战争责任以及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反复磋商，过程并不轻松。

9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周恩来、姬鹏飞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声明宣布两国结束长期敌对状态，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据当时安排，田中角荣与周恩来最终都使用了毛笔。笔锋落在文件上的那一刻，礼仪上的小插曲已经化为正式外交记录。它没有改变谈判中的原则，却让庄严的签字仪式保留了一点现场温度，也让周恩来那句“被将了一军”成为这段历史中颇具细节意味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