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史稿》《左宗棠全集》；《中俄伊犁条约》（1881）、《俄蒙协约》（1912）、《中俄声明》（1913）、《中俄蒙协约》（1915）、《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换文（1945）、雅尔塔会议相关文件；沈志华、杨奎松等学者关于中苏关系与外蒙古问题的研究；王柯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与国家观念的研究。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均以公开史料为据。部分日期在不同文献中略有出入，行文已作审慎处理。
部分章节含研究性解读，请理性阅读
1945年10月20日清晨，乌兰巴托的街头比平时早醒了许多。
牧民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从四面八方往投票点聚拢。
这场投票是记名的，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领到一张表，在“赞成”和“反对”两栏里择一划线。
蒙古方面公布的结果是：约49万人参加投票，占登记选民的98%左右，赞成独立的票数占全部有效票，反对票为零。
重庆方面派去的观察员，是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他带着一个小组，在几个投票点走了一圈。
回国之后，他的报告写明，投票事务人员对选民名为引导，实为监视，选民很难自由表达意愿。
这份报告没有改变任何结果。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一块约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此不再出现在中国的疆域图上。
同一个年代里，西藏和新疆的处境并不比外蒙古好。
拉萨有自己的军队、钱币和邮票，中央政府的官员进不去。
新疆换过几任督办，苏联的影响伸进了矿山、贸易和军队，伊犁一带还冒出了另一个政权。三块边疆，处境相近，结局却分成了两样。
这条线要从清朝初年的盟旗制度讲起，一直讲到1951年的拉萨。
答案不在1945年的那场投票里，也不在1911年的库伦街头。它藏在1913年到1915年之间的几份文件里。
那几页纸，后来的人翻得很少。
【一】西藏与新疆：同样站在悬崖边上
常见的印象是，西藏和新疆一直稳稳地留在中国手里，只有外蒙古丢了。
实际的历史并非如此。
先看西藏。
1910年2月，川军统领钟颖带兵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连夜出走，翻越边境，到了印度的大吉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藏清军断了饷，军心涣散，1912年陆续被缴械遣送出藏。
1913年1月，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此后三十多年，西藏地方政府实际上自行处理内部事务，对外也保持着一定的往来。
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由英国一手策划。
会期从1913年10月延续到1914年7月，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中国代表陈贻范、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坐在一张桌上。
会上划出了一条后来被称为“麦克马洪线”的边界。
1914年4月27日，陈贻范在草约上草签，北京政府次日即电告否认。
7月3日会议收尾时，中国代表拒绝在正式文本上签字，英国与西藏方面另行签署了文件。
此后的西藏仍有起伏。
1918年，川边军队与藏军在昌都一带交战，以停战协定收场。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1934年，国民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这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员首次进入拉萨。
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坐床，国民政府特派吴忠信前往主持典礼，并设立了驻藏办事处。
再看新疆。
清末的新疆，是左宗棠一仗一仗打回来的。
1865年，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侵入南疆，建立政权。1871年，俄国趁乱占领伊犁。
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大军出关。
1877年春，阿古柏在库尔勒暴亡，到1878年初，南疆大部收复。
收回伊犁，靠的是另一条战线。
1879年，崇厚赴俄谈判，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条文丧权过甚，国内舆论哗然，崇厚被判斩监候。
清廷改派曾纪泽重新谈判。
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在圣彼得堡签订，中国收回伊犁九城，仍然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并赔款九百万卢布。
1884年11月，新疆建省，刘锦棠出任首任巡抚。
新疆建省之后的几十年，局势依旧不稳。
杨增新1912年起主政新疆，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法，在乌鲁木齐坐了十六年，1928年7月7日在一次宴会上被刺杀。
金树仁接任，1933年4月被政变推翻，盛世才上台。
同一年，喀什一带出现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初被瓦解。
盛世才执政的头几年，苏联势力大举进入新疆。
1934年，苏联红军部队应盛世才之请入新，参与阿尔泰一带的战事。
1930年代中期，苏方在新疆获得锡矿开采等权益，对新疆的贸易也形成了很强的主导。
1942年之后，盛世才转向重庆，苏联势力渐退。
1944年9月，盛世才调离新疆。
仅仅两个月后，1944年11月12日，伊宁爆发起事，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控制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史称“三区革命”。
这样看来，两块边疆在近代的境遇都险。
西藏有近四十年的事实自主，新疆在民国时期先后落入地方实力派之手，又有外国势力深度渗透。
到1951年，两者都回到了统一的版图之内。
外蒙古的历程，是从另一条路径开始的。
【二】盟旗之下：清朝如何治理蒙古
要明白外蒙古后来的走向，先要看清朝怎样对待蒙古。
清朝与蒙古的关系，是一步一步搭起来的。
入关之前，皇太极已经联合漠南蒙古各部，满蒙之间形成了同盟与联姻的网络。
入关之后，清廷对漠南蒙古实行盟旗制度，把各部编为旗，旗之上设盟，旗内由世袭的札萨克治理，朝廷委派将军、都统进行监督。
漠北的喀尔喀蒙古，纳入清朝版图的时间要晚一些。
1688年，准噶尔部的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部几十万人南迁，投靠清廷。
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举行会盟，接见喀尔喀诸部首领，宣布将喀尔喀编为旗，与内蒙古一样纳入盟旗体制。这就是著名的多伦诺尔会盟。
随后的几年，是军事上的收尾。
1696年的昭莫多之战，清军大败噶尔丹。
1697年，噶尔丹病死。喀尔喀蒙古从此稳固地处于清朝的统辖之下。
与俄国的边界也在这个时期划定。
1727年，清朝与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中段的边界，并规定恰克图成为双方的互市地点。这份条约，后来成为外蒙古北部边界的基础。
清朝对喀尔喀的行政安排，大体是双重的。
一重是蒙古自己的盟旗：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车臣汗、三音诺颜、札萨克图汗四个部，各设盟、旗，由本地王公世袭管理。
另一重是朝廷派驻的机构。
乾隆年间，在乌里雅苏台设将军，辖制喀尔喀与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库伦设办事大臣，在科布多设参赞大臣，分管各自辖区。
这套办法，保证了蒙古贵族的利益，也保证了朝廷对蒙古的最终支配。
宗教是另一条纽带。
外蒙古的宗教领袖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他的转世系统由清廷册封，转世灵童必须经过朝廷认定。
1911年的八世哲布尊丹巴，是1869年生于西藏的藏族人，与西藏格鲁派的关系密切。
这一点，后来还会在1913年的一份文件里出现。
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另一项政策，是封禁。
朝廷长期禁止内地汉人大规模迁入蒙地，蒙古人也不得随意越界游牧，这是“蒙汉分治”的一部分。
这一套办法保护了牧场，也把蒙汉两个群体隔开了。
蒙古贵族享有自己的领地，对朝廷保持着朝觐、进贡、联姻的往来，对内地社会却缺乏持续的接触。
蒙汉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商人。
山西商人的商号，在清代中后期遍布蒙古草原，最有名的商号叫大盛魁，每年以赊销方式向蒙古王公与牧民供应茶叶、布匹、铁器，再以牲畜、皮毛抵账。
长期的赊销之下，不少蒙古王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利息滚利息，欠账越积越多。
到了清末，这些债务成了外蒙古贵族对汉商的一桩积怨。
总结清朝的治蒙格局：政治上，蒙古贵族是朝廷的盟友，不是被直接管理的百姓；经济上，蒙古牧民对山西商号的依赖日益加深；社会上，蒙汉两个群体之间界线分明。
这套安排在清朝强盛时运转良好，因为朝廷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平衡。
这个平衡，到1900年之后开始松动。
【三】新政与库伦：1911年的那个冬天
1900年之后，清朝的蒙古政策发生了转向。
起因是边疆危机。
《辛丑条约》之后，日俄两国的势力在东北和蒙古迅速扩张，朝廷里“边疆空虚”的忧虑越来越重。
1901年，清廷宣布推行新政，边疆地区的“移民实边”随之提上日程。
1902年，朝廷派贻谷出任察哈尔、绥远一带的垦务大臣，在内蒙古开放牧场招民垦荒。
封禁了两个世纪的蒙古草原，第一次向汉人移民敞开。
垦荒带来的冲击是直接的。
牧场变成农田，牧民被迫迁徙，王公收取押荒银，牧民得不到补偿。
内蒙古多处爆发了抗垦的冲突。
这一套办法在外蒙古推行得更晚，但风声早已传开。
1909年，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
他是蒙古正蓝旗人，到任之后，按照朝廷的“筹蒙善后”方案推行新政：设立垦务机构，筹办新军，兴办学堂，设置电报与邮政，计划整顿驿站，并推动对汉商债务的清理。
这些举措的方向，是把外蒙古逐步纳入内地的行省式管理。
外蒙古的王公，从这些举措里读出了危险。
垦务意味着牧场要被开放，练兵意味着朝廷要直接掌握武装，整顿驿站与债务意味着旧有的特权与财路要被削减。
1911年夏天，哲布尊丹巴与一批王公、喇嘛在库伦秘密集会，商议对策。
会议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求助。
代表团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首，7月前后从库伦出发，8月抵达圣彼得堡，递交了请求俄国“保护”的文书。
俄国政府对此态度谨慎。
它在东亚与日本有协调，又担心中国反应，初期只答应提供有限的武器与贷款。
但蒙古代表带回的消息，已经足够让库伦的王公们下定决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朝。
库伦的王公们把这当作一个窗口。
11月30日前后，蒙古兵包围了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俄国领事馆的卫队出现在街头。
12月1日，库伦宣布独立。
三多被迫交出印信，随后取道恰克图离境。
12月28日，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举行登基典礼，称“日光皇帝”（博克多汗），年号“共戴”。
蒙古军队随后向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一带扩展，1912年夏天，科布多的清军守军失守。
库伦的这几个月里，清朝内部也在剧变。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诏书里明确写着，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一大中华民国。
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法律文本上，外蒙古与西藏都被写进了民国的版图。
可是文本是文本，现实是现实。
库伦的蒙古政府并没有承认这份法律。
它在俄国的支持下，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行政、军事与外交体系。
1912年11月3日，俄国代表科罗斯托维茨在库伦与蒙古政府签订了一份协约。
条文规定，俄国协助蒙古维持自治，帮助训练军队，阻止中国军队进入蒙古，不允许中国向蒙古移民；俄国人在蒙古获得通商与居住的特权；另附商务专条。
北京的反应是抗议。
外交总长陆征祥向俄国公使提出交涉，声明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份协约。
可是中国此时刚刚建国，财政空虚，军队分散，内外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解决库伦的局面。
北京能做的，是找一条谈判的路。
【四】三份文件，一张桌子
1913年的北京，是袁世凯最焦虑的一年。
这一年，他要的东西很多：要一笔善后大借款稳住财政，要一个国会选举把总统的位置坐实，还要让列强承认民国政府。
这三件事，每一件都要看外国人的脸色。
而俄国人的脸色，和库伦那份协约牢牢绑在一起。
1913年10月，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各国纷纷准备承认。
俄国向北京提出了条件：承认民国可以，外蒙古的问题必须一并谈。
1913年11月5日，外交总长孙宝琦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在北京签署了《中俄声明》及相关换文。
这份声明，在国内被视为一次艰难的外交斡旋，因为文本里写有一条红线：外蒙古在中国领土之内。
可是文本里也有另外几条，条条都被条约的措辞包裹得严严实实，许多读者当时并没有仔细看过。
声明签署的那一刻，北京的官员们松了一口气。
他们以为，这是为外蒙古问题划下了一道底线，库伦的“独立”已经被条约文字收回。
俄国人也松了一口气。
他们得到了承认，得到了特权，也没有为蒙古付出任何额外代价。
只有库伦的人，没有松气。
哲布尊丹巴的政府被排除在这次谈判之外，却是协议里最重要的当事人。
声明规定，外蒙古的具体问题，须由中、俄、蒙三方共同会商。
1914年9月8日，三方会议在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开幕。
中方代表是督办蒙古事宜的陈箓与驻库伦办事大员毕桂芳，俄方代表是米勒，蒙方代表是车林齐密特等人。
会议开了将近九个月，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厅里，三种语言的条文被一字一字地反复推敲。
蒙方代表要求保留更大的自治权，俄国代表要保住商务特权，中国代表要守住宗主地位。
哪些词汇写进正文，哪些词汇删去，哪些权利归谁，每一条都是拉锯。
1915年6月7日，三方签署了《中俄蒙协约》，共二十二条，用汉、俄、蒙三种文字写成。
签字笔落下的那一刻，北京的官员们以为一件大事终于收了尾，外蒙古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妥善”的结果。
可是当这份协约被摊开在恰克图的会议桌上，三方代表各自领走一份，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其中的一两条措辞，将在此后三十年里一次次被人翻出来，当作最有力的依据。
1919年的收复，1921年的变局，1924年的协定，一直到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那场投票，每一次都有人回到这几行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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