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坡岭被俘，到大都柴市就义，文天祥前后被囚禁三年有余。忽必烈本来不想杀他，心里一直惜他的才、敬他的节，最想要的不是一具尸首，而是文天祥公开低头，出任元朝宰相。只要这位南宋状元宰相归顺，江南千千万万还心怀故国的百姓，意志便会不攻自破，天下才算是真正安定下来 。
可这三年，无论元廷使出什么手段，都折不断这根脊梁。先是派已经投降的南宋旧相留梦炎来劝，被文天祥当面痛斥；再搬出当年九岁的宋恭帝赵㬎，想以旧主压他，文天祥痛哭拜罢，只一句“圣驾请回”，把这张王牌挡了回去；又许以高官，以家人妻女的境遇打动他，他依然不改本心，在阴暗潮湿的土牢里写下《正气歌》，把牢狱变成了宣扬忠义的讲坛。
后来有人提议，不如放他回乡，做个不问世事的道士。这个方案几乎要成了，却被一群降元的南宋大臣拼命阻拦。最害怕的就是留梦炎这批人：一旦文天祥回到江南，凭他的声望，振臂一呼，旧部、遗民很可能再起，他们这些贰臣，将来无处容身，于是极力上书，坚决主张不可释放，更不可纵归故里 。
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几件大事叠在一起，彻底扭转了忽必烈的犹豫。
第一件权臣阿合马在大都被汉人刺杀，朝野震动，忽必烈对汉人的防范骤然收紧，对潜藏的反元力量高度警惕。
第二件中山府出现匿名书信，告发有人要起事，打算劫狱救出文天祥，拥戴他为首领反元。这件密报，在元廷看来，等于证实了一个可怕猜想：就算关在大都的死牢里，文天祥这个名字，依旧是江南抗元的一面大旗，只要他活着，就永远是隐患。
还有闽僧上奏，说天象有变，不利于元，劝忽必烈早做决断。朝堂上麦术丁等宰臣不断力主，必须除掉，不能再留。
忽必烈最后一次召见，仍然做最后的挽留：你若肯事我，便是中书宰相。文天祥只回一句：宋亡，惟可死，不可生。除了一死，别无他求。忽必烈这才明白：长期囚禁，等于常年供养一面对抗自己的旗帜；放归，等于纵虎归山；招降，又绝无可能。只剩下一条路。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在柴市从容就义。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能一直关着，不杀也不放？在那个时代，长期关押这样一位举国瞩目的前朝宰相，成本极高，风险更大。江南一直没有完全平复，各地遗民时时惦记他，不断有人以文丞相的名义串联起事。只要他活着，就会不断刺激人心，给反抗者希望。对元朝而言，这不是单纯关押一个囚犯，而是长久的政治威胁。
他不是因为哪一句话触怒帝王而死，是因为他的气节本身，就是新王朝无法容纳的力量。元廷想要的是臣服，而文天祥，自始至终只愿意守住自己心中的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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