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他从战场归来，立了三等功。1982年考上大学；毕业后从乡武装干事干到乡武装部长，送出去的兵里，出了一个师长、两个团长、三个营长；他最后在副县长岗位上退休。
他说，这辈子他只信一句话：不信命，不信运气，只信自己。
1979年，在打完那一仗后，我随大部队回到了老连队。
那年，团里还专门召开了一个表彰大会，记得在主席台，是团长给我戴带的三等功奖章。
回到连队后，连里研究，决定推荐我去军校。
报告送到营里，营教导员把报告压了下来。他那天专程来连队，拍着我的肩膀：“你这样的兵，留在营里直接提干，比上军校强。”
那时候我年轻，心里只有一句话：组织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年底，我被派到团部集训队，当战术教员。一训，就是半年。
集训队的生活是苦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队、示范、喊口令，嗓子喊哑了，就用手势教。在教导队，我把压箱底的本事都掏了出来，带的那批新骨干，后来他们都成了连队的顶梁柱。
半年后，我回到连队，还是一名班长。
而和我同期的战友，有的提了干，有的进了机关，服装换了，待遇变了。夜里躺在通铺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后悔吗？后悔。
无奈吗？无奈。
有些话堵在嗓子眼，说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我想了很久，写下了退伍申请。
没想到领导竟然批了。“同意”两个字，盖着大红章，干脆利落。
我背着铺盖卷回到农村老家。重新做回了农民的身份，每天只能和家里的几亩地打交道。村里人见面打招呼，眼神里带着问号：这兵，怎么回来了？
那段日子，前途一片黑暗，我看不到任何光亮。夜里躺在床上，我把在部队学的东西一件件在心里过了一遍——枪法、口令、队列、服从、坚持。我突然明白，军队这所学校，教会我的不只是一技之长，更是一口气：
不信命，不信运气，只信自己。
我把这八个字，一笔一画写进了日记本的第一页。
那一刻，我决定参加高考，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命运。
二十出头的人，重新拿起课本，真的是有些吃力的。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一盏煤油灯，一页一页地啃。灯芯挑得短，火苗小，眼睛酸了就揉一揉，揉完接着看。数九寒天，手指冻得握不住笔，我就呵口气接着写。
有人笑话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考什么大学？我没有解释。我知道，这是我给自己挣的第二次机会。
1982年，我的努力，终有回报，考上了省里的农业学院。
母亲把录取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说：“家里几代人了，头一回出个大学生。”她的手有点抖。
大学毕业后，我分回乡里，先当武装干事，后来当了乡武装部长。那年月，乡武装部最重要的事就是征兵送兵。我太知道一扇门对农村孩子意味着什么了——就像当年，我知道一扇门对我意味着什么。
当了武装部长，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征兵，不搞走后门那一套。谁家的孩子合格，谁家的孩子就上，天大的面子也不行。
有一年，村里一个穷孩子应征入伍，体检、政审都合格，名额却差点被乡里一个副书记家的孩子顶了。那个穷孩子一家人在我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没说一句话。孩子的父亲抽完一袋烟，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转身要走。
我叫住了他：“回去让孩子做好准备，该他走，谁也顶不走。”
我顶住了压力，坚持按政策，把他送进了部队。
那个副书记记恨上了我。后来组织要提拔我去隔壁乡当乡长，他不但投了反对票，还写了一封检举信。那顶乡长的“帽子”，差点就黄了。查来查去，查不出问题，事情才算了结。
我没去争辩。有些事做的时候，我就没指望人人鼓掌。
那个孩子后来在部队一步步成长，当上了师长。他每次回家探亲，都会上门来看我，他说他一直都记得当年征兵的那个秋天，记得那个替他顶住压力的武装部长。
很多年以后，我数了数这些年从乡里送出去的兵：一个师长，两个团长，三个营长。他们都还记得我，逢年过节，电话、短信不断。
我是在副县长岗位上退休。
这一生，虽然我未能如愿上军校，未能穿上那身我向往的干部服装，但我却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了我想要的人生，我觉得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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