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9日凌晨，福建前线空军指挥所内，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曾幼诚刚接过值班任务，电话突然急促响起。来电的是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他开口便问：“昨晚的事情，你知道吗？”
曾幼诚起初并不清楚。很快，一份紧急报告送到指挥所：前一夜，福建沿海某守备部队一艘执行运输任务的船只上，三名战士持枪杀害7名战友，驾驶小艇逃往马祖。
这不是普通的人员脱离，而是带着武器、制造血案后的叛逃。更棘手的是，马祖当时由国民党军控制，对方很可能把三人当成重要宣传材料，迅速转运台湾。
三名叛逃者是吴文献、吴加珍、吴春富，彼此既是同乡，也是兄弟。吴文献担任领航员，另外两人负责轮机。由于熟悉船只结构和航行路线，他们能够在夜间行动，这也增加了追捕难度。
据有关记载，三人平时有侵占部队物资的行为，还曾私下收听敌方广播，对所谓“过去即可享福”的说法产生幻想。贪图安逸，加上害怕问题暴露，最终让他们把个人私欲推到了极端。
1966年1月8日晚，船只从马尾装运货物前往霞浦。经过马祖附近海域时，按照规定必须熄灭灯光。三人认为黑暗能够掩护行动，便取出事先准备的枪支，先杀害正在驾驶船只的艇长甘久郎，随后进入休息舱，杀死熟睡中的6名战士。
七条生命，就这样消失在航行途中。
三人驾船抵达马祖后，岛上守军发现船上挂着白旗，很快将他们接走，并向上级报告。对岸显然明白这件事的价值，准备派飞机把吴氏三兄弟和有关人员运往台湾，借此制造声势。
福州军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提出，行动必须建立在有把握的基础上，能够打掉就打掉，但不能为了追击而让己方吃亏。这句话定下了行动原则：既要惩处叛徒，也要防止事态扩大。
曾幼诚判断，对方若要大肆宣传，最可能采用飞机转运。问题在于，马祖方面可能使用哪一种飞机，起飞时间又无法确定，而岛上还在监听我方通信和监视机场动态。
指挥所没有贸然出动。雷达兵持续标绘目标，通信人员则借鉴抗美援朝时期的经验，用报话机按钮敲击长短信号，减少无线电通话暴露。与此同时，平潭岛雷达和地方通信线路被纳入协同体系，指挥网络迅速铺开。
这场等待很磨人。
1月9日中午，敌方一架水陆两用飞机抵达马祖。随后，岛上数次进行无线电佯动，又让巡逻机先行升空，显然是在试探我方反应。福州前线指挥所没有上当，战斗机编队始终处于待命状态。
下午，敌机终于起飞。雷达捕捉到目标后，指挥所立即下令，航空兵部队出动两架歼五和两架歼六。歼五编队由李纯光、胡英法驾驶，歼六编队负责牵制可能前来护航的敌方战斗机。
下午3时51分，胡英法率先发现目标。按照当时的空战规则，由先发现敌机的飞行员实施攻击。他在七八百米距离上开火，但第一次射击未能命中。李纯光紧接着攻击，同样没有取得效果。
敌机开始降低高度，试图利用超低空飞行摆脱追击。这样做既增加了战斗机攻击的难度，也可能迫使追击者因速度过低而失速。李纯光没有急躁，他调整飞行姿态，重新寻找射击角度。
此时，敌方曾试图召唤战斗机护航，但歼六编队已经将可能前来支援的目标吸引开，水陆两用机暂时处于孤立状态。
李纯光再次瞄准。炮火击中敌机左侧发动机，飞机冒出黑烟，却仍勉强保持飞行。敌方飞行员继续压低高度，企图拖延时间。李纯光绕行调整，抓住短暂机会，在五六百米距离上第三次开火。
这一次，炮火直接命中。
水陆两用机失去控制，坠入海中。机上人员，包括吴氏三兄弟、机组人员以及随行的国民党军人员，共17人死亡。此时距离三人杀害战友并叛逃，仅过去约16个小时。
原本等候在台湾方面的人员迟迟没有收到飞机抵达的消息，直到傍晚，才不得不承认飞机失事。对外发布的说法，则将其解释为意外坠毁。
1月30日，福州军区举行祝捷大会。李纯光、胡英法被授予一等功，其他参加指挥、雷达保障和飞行任务的人员也分别受到奖励。那场持续十几个小时的追击，既是一次空中拦截，也是对叛逃者血债的迅速回应。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