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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一个汉语自创词。这一判断看似简单，细究之下却牵出一段跨语际的概念旅行。它既不是古汉语中自然生长的旧词，也不是从日语直接搬来的借词，而是在19世纪末由梁启超亲手锻造、又深嵌于西方立宪思想与明治日本译词网络中的一个特殊产物。

先看“宪”字在古汉语中的面貌。《尚书·说命下》有“监于先王成宪”，《周礼·天官·小宰》有“乃退，以宫刑宪禁于王宫”，郑玄注“宪谓表县之，若今新有法令云”，《诗经·大雅·崧高》则以“文武是宪”称颂申伯，郑笺释“宪”为“表”，谓申伯足为文武之表率。综观先秦文献，“宪”的基本语义指向法令、典章、表式，是一种自上而下颁行的规范，与“法”大体同义。刘师培1906年在《宪法解》中曾指出，“宪也者，一切法典之统称也”。然而，这种“宪”始终是君主统治的工具，其正当性来源于“先王”而非“人民”，与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现代宪政观念之间，隔着一道根本性的鸿沟。古汉语中并无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宪政”一词，这一点学界并无异议。

“宪政”作为现代政治术语的诞生，目前学界通常归到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其间发表《各国宪法异同论》，首次写下：“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之始祖者，英国是也。”需要说明的是，该文系梁启超根据加藤弘之《各国憲法の異同》译述而成，并非纯粹自著。但这不影响一个基本事实：在目前可见的汉语文献中，这是“宪政”作为现代政治术语的最早重要用例。梁启超随后在1901年的《立宪法议》中将这一思路进一步展开，把世界之政划分为“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与“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两类，宪政由此被锚定为“有宪法的政治”。这一理解的核心并不在于宪法文本本身，而在于以宪法为依据来安排政治生活——这正是梁启超赋予这个新词的最初内涵。

但“宪政”虽由梁氏定型，其语言材料却并非全然出自汉语传统。梁启超所用的“立宪政体”一语，最早在中文世界得到系统介绍，源于黄遵宪1887年成书的《日本国志》。该书在介绍明治日本立宪制度时使用了“立宪政体”一词，并解释为“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梁启超为《日本国志》所作《后序》使该书广为人知，也使“立宪政体”等日源汉字词进入更广泛的汉语论说场域。但需注意，黄遵宪是这一日源汉字词在中文世界的介绍者，而非日文词的发明者；明治日本本身已在使用「立憲政体」「憲政」等表述。换言之，这条概念链的路径是：西方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 constitutionalism → 明治日本的汉字译词（立憲政体、立憲主義等各有侧重）→ 黄遵宪在中文世界系统介绍 → 梁启超缩略为“宪政”。梁启超的创造工作发生在最后一环，但前几环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语言材料。

这使“宪政”的词源地位显得格外微妙。它与“宪法”一词的演变路径截然不同。“宪法”在古汉语中早已存在，后被日本借用以翻译 constitution，明治时期获得“国家根本法”的新义，再传回中国，成为一种典型的“回归借词”。莫纪宏因此特别指出，“宪政”没有“出口转内销”的学术背景，从作为汉语词语被使用的最初开始，就具有非常明确的内涵。这个观察是准确的——但“没有出口转内销”不等于“完全独立产生”。梁启超所用的构词材料（“立宪”“政体”）已经经过了日语的转译与打磨，他是在一个已经被跨语际实践改造过的语言环境中完成定型的。用“土生土长”来形容“宪政”，需要加一个限定：它的“出生地”在中国，但“脐带”连着日本。

这种“自创”与“借道”并存的特殊性，恰恰是晚清概念生成的典型形态。当梁启超在1899年的横滨写下“宪政”二字时，他面对的是一套尚在形成中的汉语政治词汇——许多基本术语都还在日译汉字、古汉语旧词与西方原词之间摇摆未定。“宪政”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与其说是语言上的自觉选择，不如说是论说上的现实需要：梁启超需要用一个简短有力的词来概括他所倾慕的英国式政治安排，而“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这个括号里的注解，暴露了造词者本人对这个新词效力的隐约不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缩略而成的词远比它的母体“立宪政体”更具生命力，逐渐脱离了君主立宪的具体语境，成为一个可以承载多元政治想象的概念容器。但同样值得留意的是，梁启超本人对“宪政”的使用并非始终如一，其含义经历了从君主立宪语境到以议会制度为核心标准的演变，不宜将1899年的定义直接等同于他此后全部论说中的用法。

因此，说“宪政”是汉语自创词，准确的意涵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它的构词行为发生在汉语之中，由汉语使用者完成，但其构词材料与概念灵感经由了明治日本汉字译词的中介。它既非古汉语的自然延续，也非日语的直接输入，而是一种在跨语际接触的缝隙中被锻造出来的新词。梁启超用剪刀从“立宪政体”上剪下的这两个字，恰好落在一个概念史的交汇点上：向前，它承接了古汉语“宪”字所蕴含的“法令—表式”语义残余；向后，它开启了汉语政治话语中一个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概念空间。

作者自注： 加藤弘之《各国憲法の異同》原文是否已出现“立宪政体之省称”或类似缩略表述，目前未见明确证据。但梁启超对该文是“译述”，并非“翻译”，即梁启超并非逐字逐句翻译该文，而是一边译介该文，一边发表自己的见解，则“宪政”一词的中文发明权归于梁启超，应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