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江西瑞金，中央红军主力即将离开中央苏区。大军转移之前，留下的并不是一支普通部队，而是一套仍要运转的党政机构，以及一万余名承担掩护、坚持和牵制任务的红军。
这批人没有随主力踏上长征路。他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数量占优的国民党军队，也是一个已经被长期战争消耗的根据地。命令很明确：保住革命火种，尽可能拖住敌人，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
留守苏区的核心机构，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陈毅负责中央政府办事处工作。贺昌、瞿秋白、陈潭秋、梁柏台等人，也分别承担军事、组织、宣传、司法等方面的任务。
这个安排看似完整，实际却异常艰难。中央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军很快加强对赣南、闽西地区的封锁，采取堡垒推进、分区驻守和反复搜剿的办法，逐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原先连成一片的根据地，被切割成许多小块。
有意思的是，留守部队并没有简单地守住某一座城池。随着形势恶化，他们不得不放弃固定区域，转入山地，依靠群众、夜行和分散行动保存力量。红军的作战方式，也从运动防御逐渐转向隐蔽游击。
项英是这支留守力量的主要负责人。他长期负责中央苏区的军政工作，肩上的压力极重。面对敌军步步紧逼，如何在坚持根据地与保存部队之间取舍，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留守红军的损失，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不断增加。
陈毅则更多承担了组织部队、联络地方和指挥游击斗争的任务。部队分散之后，命令很难及时传达，粮食、药品和情报都极为缺乏。陈毅曾在梅岭一带坚持斗争，写下《梅岭三章》，其中“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两句，记录的正是生死关头的革命意志。
留守队伍中，瞿秋白的处境尤其特殊。他患有严重肺病，身体已经难以适应长途转移，因此留在苏区从事宣传和文化工作，参与主持《红色中华》等工作。主力撤离后，他仍试图向闽西方向转移，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水口一带被捕。
被捕后的瞿秋白没有接受劝降。狱中，他写下《多余的话》，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和思想道路作了反思。1935年6月18日，他在长汀罗汉岭就义，临刑前唱起《国际歌》。这位曾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最终倒在了留守突围的道路上。
何叔衡也是留守队伍中的重要人物。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者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央红军转移后，何叔衡年事已高，却仍设法向外转移。1935年2月，他在福建长汀一带遭遇敌军，突围过程中牺牲。
贺昌的结局同样惨烈。他早年参加山西地区的青年和工人运动，后来担任红军和地方军事领导职务。1935年春，他在会昌一带突围时负伤被围，为避免被俘，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司法部长梁柏台，曾参与制定苏维埃政权的司法制度。留守期间，他率部转战赣南，1935年在信丰突围时负伤被捕，因拒绝交代组织情况而牺牲。他留下的制度建设，说明苏区并不只是一个军事战场，也在艰难条件下尝试建立基层政权。
毛泽覃的牺牲，则发生在瑞金附近。1935年4月26日，他在红林山区遭到敌军袭击，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0岁。阮啸仙负责赣南地方武装时，曾利用山地实施灵活机动的游击战，1935年3月在信丰上坪一带被敌军包围，战斗至最后一刻。
万永诚等地方干部，也率部在闽西、赣南山区坚持。他们没有留下太多广为流传的文字，却承担了最直接的任务：维持地方组织，保护伤员，掩护群众转移，并让分散的游击队不至于失去联系。
1935年以后，中央苏区的有组织抵抗逐渐转入低潮，许多部队被迫分散。有人牺牲，有人被捕，也有人转移到闽西、赣南、粤北等地，继续以游击形式保存力量。正是这些分散的武装和干部，后来成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陈毅成为重要军事领导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项英在转移途中于泾县附近被叛徒杀害。陈毅则继续留在华中战场，后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并成为华东野战军主要指挥者之一。
留守苏区的领导人，结局大多与战火相连。有人倒在突围途中，有人牺牲于山地战斗，也有人在多年后继续承担更重的军事责任。他们没有走完长征的路线，却用三年左右的坚持，使革命力量没有在中央苏区失去根基。 亚洲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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