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5个国家代表坐到了一张桌前。会场里没有美苏两国的旗帜，讨论的却正是它们带来的巨大压力：新独立国家怎样避免被卷入军事集团，又怎样在大国竞争中保住自己的选择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许多国家元气大伤，美国和苏联却迅速成为两大强国。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与工业实力，另一个控制着庞大的军事体系。两国对峙，使欧洲形成东西两大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不断受到牵连。
更棘手的是，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大量新国家相继独立。这些国家政治基础薄弱，经济困难，军事实力有限，却处在战略位置重要的地区。它们若加入某一军事集团，往往要承担大国竞争的代价；若完全沉默，又很难阻止外部干涉。
印度总理尼赫鲁、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埃及总统纳赛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到了一起。1956年7月，三国领导人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会晤，提出国家之间应当和平共处，不能因为制度不同就相互敌视，也不应把新独立国家变成大国对抗的工具。
有意思的是，“不结盟”并不等于谁也不接触，更不是宣布对国际事务置身事外。它的核心意思，是不参加由大国主导的军事集团，不接受任何强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同时保留独立处理外交和内政问题的权利。
1960年9月，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期间，南斯拉夫、印度、埃及、加纳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领导人进一步商议召开专门会议。1961年6月，筹备会议在开罗举行，对参加国家提出了较严格的条件：不得参加美苏主导的集体军事同盟，并应奉行和平共处与不结盟政策。
同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会议宣言要求消除殖民主义，反对军备竞赛，主张通过裁军减少战争危险，还批评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现象。对于中国而言，宣言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立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不结盟运动很快从一次会议发展成持续性的国际合作机制。1964年10月，第二次会议在开罗举行，参加成员增至47个，会议进一步明确和平共处、反对武力解决争端、反对在别国驻军，并提出和平利用原子能、限制核武器威胁等主张。
到了1970年9月，第三次会议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成员达到54个。此时，会议关注的重点已从单纯反殖民，扩展到反对霸权主义。各国认为，美苏军备竞赛和对别国内政的干涉，正在把地区冲突推向更大范围。
1973年阿尔及尔会议和1976年科伦坡会议，又把讨论推进到经济领域。许多成员指出，政治独立如果没有经济自主作支撑，国家仍可能受制于富裕国家。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为不结盟国家共同提出的要求。
不过，这个组织从来不是一个拥有统一军队和强制约束力的集团。成员国之间制度不同，利益也不完全一致。1979年哈瓦那会议上，围绕苏联是否能够被视为不结盟运动的支持者，各国出现明显分歧。有人主张与苏联合作，有人担心这会损害“不结盟”的原则。
争论最终没有改变组织关于主权平等、和平共处和反对大国结盟控制的基本立场，却暴露出它的内在局限：面对超级大国时，各国有共同诉求；一旦涉及具体地区和现实利益，立场便很难完全一致。
1983年3月，第七次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参加成员超过100个。会议再次强调反对强权干涉、反对核战争，并要求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争端。它没有能力单独阻止美苏的战略行动，却能依靠成员数量和联合国中的集体声音，增加大国处理国际问题时的政治压力。
所以，不结盟运动的作用不能夸大，也不能轻易否定。它没有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却让许多新兴国家获得了共同发声的场合，在殖民主义终结、民族独立和国际经济规则等问题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美苏争霸并未因它而停止，但两大国也不能完全无视这批国家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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