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带着他未竟的战后蓝图溘然长逝。他至死也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力排众议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争来的那把交椅，会在26年后的1971年10月25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坐上。那一刻，全世界或许才恍然大悟：这位轮椅上的总统，当年为何顶住丘吉尔的冷嘲热讽和斯大林的黑脸反对，拼死也要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拉进“世界警察”的行列。
要知道，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当罗斯福提出让中国成为战后“四警察”之一时，斯大林几乎是嗤之以鼻。这位苏联领导人直言，世界事务由美苏英三国掌管足矣，中国？那不过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国家”。丘吉尔则从骨子里轻蔑，认为将中国列为世界四强是“非常滑稽的”。老牌殖民帝国的心思不难捉摸：中国一旦以大国身份入场，其在香港、东南亚乃至长江沿岸的既得利益，怕是要被清算。
可罗斯福为啥偏要“犯众怒”？他心里明白得很，这不是慈善，而是一笔精明的战略投资，算的是几本沉甸甸的大账。
第一本账，是血淋淋的战场账。罗斯福对其子坦言：“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一直冲向中东……” 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的主力，百万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泥潭，这使得美军在太平洋岛屿的跳岛作战中，付出的生命代价要小得多。罗斯福视此为中国“拿命换来的战场价值”，他认为，这理应获得战后的相应地位。换句话说，给中国一个五常席位，不是恩赐，而是支付一笔“战争利息”。
第二本账，是长远的地缘账。罗斯福的目光穿透了1945年的战火，投向了未来的亚洲格局。日本虽败，但其国力犹存，野心难泯。谁能成为亚洲稳定的基石，防止其再度崛起？不是远隔重洋的美国，而是紧邻日本、体量巨大的中国。将中国拉入五常，等于在东亚钉下了一颗战略钉子，既可压制日本，也能在美苏之间构筑一道缓冲带。他向斯大林直言：“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 一个融入国际体系、成为“朋友”的中国，远比一个在体系外潜在麻烦制造者的中国，更符合美国利益。
第三本账，则是最现实的利益账。罗斯福并非不知道当时中国政府的性质。他清楚，1945年的中国是蒋介石当政，接受美援，听美国的话。将这样一个中国纳入最高决策圈，美国在安理会里就等于多了一票“铁杆”，苏联则多了一个牵制对象。斯大林拼命反对，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中国进来了，苏联在安理会便常常要面对“一对三”的孤立局面。此外，美国商务部当时评估，战后中国重建需求巨大，这将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市场。拉中国入伙，也是提前锁定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
然而，历史跟罗斯福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去世后仅四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个他期望“依赖美国”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不再听命于任何大国的新中国。美国政客们顿时傻眼，他们拼命阻拦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从1951年到1960年，整整十届联大，美国年年操纵“暂缓讨论”，将中国席位问题硬生生冻结。
但罗斯福当年算的那本大账，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失效。随着非洲等新兴独立国家在联合国数量增多，要求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呼声日益高涨。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从罗斯福1945年4月去世，到这一刻，整整26年。
至此，美国人或许才真正咂摸出罗斯福当年那句话的全部分量。他赌的不是蒋介石，赌的是那片土地上四万万人民的体量和位置。谁在那个位置上，谁就是东亚的压舱石。你可以不喜欢那个政权，但你不能假装那块地方和那四亿人不存在。罗斯福当年说“把中国当朋友比当麻烦好”，很多人以为那是客气话。26年后美国人才明白，那根本不是客气，而是警告：你不在棋盘上给它留位置，它自己会掀了棋盘重新摆。
说到底，五常那把椅子，从来不是谁赏赐的。罗斯福敢把它塞给中国，是因为他深知，四万万人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分量，不是几个老牌帝国关起门来密谋就能轻易抹掉的。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中国人民用十四年浴血奋战换来的“原始股”，美国充其量只是一个承销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罗斯福的“投资”虽未按其剧本回报美国，却在客观上促成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战后国际秩序，避免了联合国沦为少数西方国家的“白人俱乐部”。这笔账，中国赢了，世界也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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