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收到一份措辞急迫的电报：部队缺粮少衣，天气转寒，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生存问题。那时的陕北，的确贫困，山多沟深，人口稀少，粮食产量有限，供养数万人的红军并不轻松。
这份困难很真实，却不能简单等同于“红军已经走到绝境”。军队缺粮，是根据地经济能力的问题；能不能打、有没有发展空间，则是另一回事。把两者混为一谈，容易低估当时红军的实际力量。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的并不是一块富庶之地。徐向前回忆，陕甘宁根据地虽然地域不小，但人口只有四十多万，物产也不丰，山地交通更不利于大部队行动。聂荣臻也提到，陕北百姓生活贫困，土地和牲畜数量有限，很难长期承担大军消耗。
问题摆在眼前：部队不能只守在陕北等粮，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有限的地方税粮上。要摆脱困境，必须向外寻找新的物资、兵员和活动空间。这正是红军东征的重要背景。
1936年2月18日，红军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作战。行动目标并不只是打几场仗，更包括筹集经费、扩大队伍、发动群众，并争取在山西建立新的立足点。对于一支处于物资紧张状态的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带有生存性质的军事行动。
东征并非一路顺利。红军先后遭遇阎锡山部队以及后来介入的中央军，最终在当年5月前后撤回陕北。但从结果看，红军并没有被拖垮，反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据中共中央当时的总结，红军补充了八千多名新兵，筹款三十多万元，还缴获了大量武器。
更值得注意的是扩红效果。聂荣臻回忆，部队在山西发动群众后，报名参军者十分踊跃，仅一个师就增加了一千三百多人，整个部队扩充达五千多人。贫困的陕北难以承受长期消耗，可一旦进入人口较多、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域，红军的动员能力便显现出来。
这说明，陕北不是红军唯一的力量来源。只要能够突破封锁，红军仍然具备向外发展、补充兵员和筹集物资的能力。它的危险在于根据地太穷，而不是已经失去战争能力。
阎锡山方面的反应，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其亲信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东征之后，阎锡山对红军颇为忌惮，甚至有“日本可抗，红军不可抗”的感叹。徐永昌还分析，红军兵力约两万人，而围堵它的中央军和晋绥军总数远超十万人，结果却未能将其消灭。
徐永昌的判断并非替红军作宣传，而是出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战场态势的观察。他担心，如果继续这样发展，红军可能从西北逐步向绥远、察哈尔、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展。这个判断，后来并不是没有根据。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写道，八年“剿匪”之功，原本预计再用两星期到一个月即可完成，却几乎因事变而毁于一旦。这里面有政治上的愤怒，也有对军事形势的主观估计。国民党军队虽然占据数量和装备优势，却始终没有真正解决红军的机动作战、群众动员和根据地问题。
那么，没有西安事变，红军是否必然灭亡？答案恐怕不能这样下结论。红军当时确实缺粮、缺衣，处境紧张，也面临国民党军队的持续压力，但东征已经表明，它仍有较强的突击能力和扩展能力。
有一次，部队内部讨论下一步行动，有人担心继续向外转战会消耗太大。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不能困守一隅，必须到外线寻找出路。”这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红军的战略思路：困境需要突破，而不是坐等局势自行改变。
按照当时的设想，红军如果继续行动，可能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一带，再根据形势转向山西，或者进入河南、湖北方向，进行较长时间的外线作战。这条道路并非没有机会，但风险同样很大。长途行军会带来粮食、伤员、补充和指挥协调等一系列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损失。
西安事变的关键意义，正在于它突然改变了红军必须长期转战求生的局面。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事变，蒋介石被扣留。经过谈判，国共双方逐步走向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整编和发展条件。
因此，西安事变不是凭空“救活”了一支已经濒临消亡的军队，而是替一支仍有战斗力、却被物资和环境困扰的军队，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与空间。它结束了长期内战的主要态势，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也使红军避免了一场充满变数的远距离战略转移。
红军当时很困难，这一点不能回避；但困难并不等于失败，贫穷也不等于无力。西安事变改变的，正是这支军队继续作战的方式、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后来能够参与全国抗战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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