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荆州襄阳一带，刘备拜访了隐士司马徽。那场谈话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军帐谋议，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反复琢磨的一次相逢。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人，时人称“水镜先生”。他并不是普通的乡野老人，而是当时士人圈中颇有声望的人物。谁能得到他的品评，往往便能在名士之间提高身价。
然而，司马徽有个颇为有趣的习惯。别人请他评论人物，他常常只回答一个“好”字。妻子问他为何如此敷衍，他竟笑着说：“你说得也很好。”这不是毫无主见，更多是乱世之中少树敌、少惹祸的处世方式。
刘备见到司马徽时，正处在最艰难的阶段。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北方大局已定；刘表虽然收留了他，却没有真正交付重兵。手下有关羽、张飞等勇将，却缺少能够替他规划全局的人。
司马徽没有直接出仕，而是向刘备提到了两个人：“卧龙”诸葛亮与“凤雏”庞统。按照《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材料，司马徽确实与荆襄名士往来密切，也曾向刘备称许诸葛亮、庞统。至于小说里那些极具戏剧性的问答，则经过了文学加工。
刘备得到消息后，真正看重的不是两个名号，而是背后的可能性。他很清楚，自己缺的并非一名冲锋陷阵的将军，而是一套能够立足荆州、联结益州、抗衡曹操的长远方案。
有意思的是，司马徽本人也可能是刘备错过的重要人才。此人熟悉经学，通晓人物，长期处在士人交游的中心。若论见识、声望和判断力，他并不逊色于后来辅佐刘备的谋臣。
但司马徽没有随刘备出山，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刘备“有眼无珠”。史料没有证明他曾明确要求效力刘备，也没有证据表明刘备正式邀请后被拒绝。更合理的解释是，司马徽本就倾向于隐逸，而刘备当时的实力也不足以让一位名士下定决心押上身家。
刘备真正的遗憾，在于没有把这次相遇继续深挖。假如他不只询问“天下还有哪些贤人”，而是进一步探问司马徽对荆州、曹操和孙权的判断，或许能得到一份比人物名单更有价值的分析。
另一个常被提到的人，是崔州平。诸葛亮年轻时与崔州平、徐庶、孟建、石韬交游，这一点见于相关史料。小说则把崔州平写成刘备寻访诸葛亮途中遇到的高士，还安排了两人谈论天下大势的情节。
不过，崔州平是否曾在讨伐董卓时隐姓埋名、为诸侯出谋划策，正史并无可靠记载。把他描绘成早年立下大功的奇才，更像是文学作品为了强化“卧龙身边皆高人”而作的铺陈。历史写作必须分清这一层，否则故事越精彩，事实反而越模糊。
即便如此，刘备与崔州平代表的仍是一种可能性：荆襄名士众多，却未必都愿意跟随一个屡经败败的军阀。刘备能够三顾茅庐，是因为他对诸葛亮表现出罕见的耐心；而对其他人，他往往没有投入同等时间。
建安十二年冬至十三年间，刘备数次到隆中拜访诸葛亮，最终促成了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提出先取荆州、益州，再联吴抗曹，形成三足鼎立。这个方案未必每一步都能精准实现，却给了刘备一条清晰的道路。
庞统后来也确实成为刘备的重要谋士。他在入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却于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在雒县战事中中流矢身亡。若庞统没有早逝，刘备经营益州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假设不能替代历史事实。
司马徽则在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去世。这个时间点很关键。赤壁之战发生在同年冬季，司马徽没有机会参与刘备后来建立荆州根据地的军事布局。所谓“若他辅佐刘备便能扭转天下”，只能作为推演，不能当作确定结论。
刘备最大的失误，也许不是错过司马徽和崔州平，而是得到诸葛亮以后，逐渐把蜀汉的成败过多寄托在个人才略上。关羽失荆州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至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19年至220年；夷陵之战发生在章武二年，即公元222年。两次重大挫折，都不是一个谋士单独能够完全挽回的。
尤其是夷陵之战前，刘备没有采纳赵云等人的劝阻，诸葛亮也未能改变他的决断。章武三年，即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此后诸葛亮承担军政重任，于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病逝五丈原，按虚岁计五十四岁。
因此，标题中的“两个绝世高人”，更适合看作刘备人才选择中的两种遗憾：司马徽是近在眼前却未能深交的名士，崔州平则更多存在于小说塑造与后世想象之间。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从来不只是有没有遇见高人，还包括能否让对方信服，能否给出位置，更能否在关键时刻听进逆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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