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豫皖苏第五分区，粟裕面对华东野战军干部，决定把第八纵队第二十四师的一个主力团留下。有人不太理解：“眼下山东战事吃紧，为什么把能打硬仗的部队放到地方？”粟裕没有长篇解释，只说：“这里不是后方，是今后作战的根。”
这件事看似平常，背后却藏着一个重大转折。几个月前，粟裕还在准备连续寻歼国民党军主力；毛泽东却接连发电，要求华野停止大规模作战，甚至将兵团分散使用。命令来得突然，确实让不少指挥员感到意外。
转折点出现在沙土集战役之后。1947年9月7日至9日，华野在鲁西南沙土集地区围歼整编第六十师，歼敌约一万七千人，其中俘虏七千多人。这场胜利打破了部队连续受挫后的沉闷气氛，也让粟裕重新获得了主动权。
9月14日，新华社播发粟裕谈话。他判断，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已经受到遏制，华野应继续扩大成果。此时的粟裕，显然希望趁敌军立足未稳，再打一场能够改变战场态势的硬仗。
机会很快出现。9月23日，华野调集六个纵队进攻曹县，目标是胡琏指挥的整编第十一师。南麻战役中，华野曾经攻打过胡琏部队而未能取胜，这一次兵力增加，又刚取得沙土集胜利，粟裕自然希望扳回一局。
然而，鲁西南地形平坦，道路较多，国民党军增援方便。华野尚未完成合围，第五军、整编第十师和整编第七十五师便相继赶到。粟裕判断继续进攻难有胜算，随即撤出战斗。曹县一战没有达到预期，也让中央重新评估华野下一步的作战方式。
9月30日，毛泽东电告陈毅、粟裕，要求华野分兵向豫皖苏和豫南发展，同时允许保留三个纵队，必要时集中兵力打击敌军。仅仅三天后，10月3日，中央电令的尺度明显收紧：不得再进行大规模歼灭战，部队应以纵队、师旅为单位分散行动，即使临时集中，也不能超过六个师旅。
这不是不信任粟裕。恰恰相反，正因为清楚他的作战风格，毛泽东才更担心华野继续沿着险中求胜的道路前进。粟裕擅长在敌军重兵之间寻找裂缝，敢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孟良崮战役如此，沙土集战役也如此。但险仗打得漂亮，代价同样不小。
1947年夏秋，华野西兵团连续转战，部队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都很严重。原有部队从山东迅速进入鲁西南、豫皖苏，粮秣补充、伤员安置、地方联络都没有完全建立。部队能不能继续集中，集中后还能不能承受下一场恶战，这已经不是单靠指挥才能解决的问题。
更棘手的是，华野一些干部仍习惯于寻找国民党军主力，认为打县城、清剿地方武装不够痛快；对抽调骨干建设地方政权，也存在“离开主力就是下放”的看法。毛泽东看到的，正是这种战场习惯背后的隐患：部队如果只会打歼灭战，却不会经营根据地，向外线深入便难以站稳。
因此，停止大打并不意味着消极防御，而是要把战争的着力点换一个方向。华野进入豫皖苏，不能只是经过，更要在那里建立粮食、兵员、政权和交通体系。正规军要帮助地方，地方武装也要逐步成长，只有这样，外线作战才不会成为无根之木。
粟裕很快理解了这层意图。他提出，完成部队土地改革教育，帮助地方建立政权；每个纵队分工负责一个分区；抽调干部下到地方，并以正规团作为地方武装骨干。这个变化并不容易，尤其山东根据地正面临国民党军压力，但粟裕还是坚持执行。
留下一个主力团，分量并不轻。它既能保护分区，也能训练地方武装，必要时还可承担关键地段的作战任务。更重要的是，主力部队留下后，干部、群众和地方政权才有了真正的依托。豫皖苏第五分区处在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附近，连接中原与华东，位置十分重要。
1948年上半年，豫皖苏地区逐渐形成规模，华野在当地建立多个县级政权，发展地方武装，补充了兵员和物资，也打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络。那些被分散到地方的部队，起初像是被拆开的力量，后来却成为支撑大兵团作战的根基。
毛泽东当时按住粟裕，不让华野继续追逐一场接一场的大胜，表面看是限制，实质上是把有限的兵力从“求战”转向“蓄势”。粟裕放下眼前再歼一支精锐的设想，转而把主力变成扎根中原的种子。这个决定，改变的不只是几场战斗的安排，也改变了华野后来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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