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叫周红，在省妇幼保健院产房干了十二年助产士。
上个月她来我家送请柬，她闺女考上省重点高中，要办升学宴。
她坐在我家沙发上，手捧着一次性纸杯，指头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净的碘伏印子。
她喝着白开水，眼睛盯着我家电视柜上那张全家福，突然蹦出一句：“你知道我上个月接生几个试管的孩子？ ”
我摇头。
“二十三个。 ”她把纸杯捏得咔咔响，“整个产房当月一共接生四十一个，超过一半是试管。 十年前我刚上班，一年到头碰不上十个。 ”
我递给她一个橘子，她没接，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说出一件让我半天没缓过神的事。
她说这话时窗外正好有辆救护车鸣笛过去，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她等鸣笛声彻底消失了才开口。
“我们科有个老护士，姓方，干了二十多年。 她儿媳妇去年做试管，取了两次卵，移植三回，花了十一万七。 方姐把定期存折都取空了，还跟娘家弟弟借了四万。 最后一次移植成功那天，方姐在更衣室哭得锁不上柜门。 ”
周红说，方姐儿媳妇第三次移植后第十四天抽血，hCG数值只有三十九。
正常怀孕同期至少两百往上。
医生让三天后再抽，数值勉强翻到八十二。
方姐在走廊里来回走，手里攥着那张化验单，纸都被汗浸软了。
医生说再等等，看能不能翻上去。
那三天方姐没回家，就睡在产房值班室的铁架床上。
半夜有急诊产妇来了她还起来帮忙，手套戴了两层，怕自己手抖。
第四天抽血，hCG掉到六十四。
医生直接开了单子让停药，等月经来。
方姐儿媳妇坐在候诊区蓝色塑料椅上，盯着对面墙上“母婴平安”的宣传画，眼神是直的。
方姐蹲在楼梯间给弟弟打电话，说钱可能要再借一阵子。
周红讲到这里停了，起身去厨房帮我倒了杯水。
她端着水杯回来时，拖鞋在地板上蹭出沙沙的声响。
“后来呢？ ”我问。
“后来方姐儿媳妇休了三个月，又去移植。 这回用的是最后一管冻胚。 移植完她直接在床上躺了十四天，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方姐每天下班去给她打黄体酮，屁股两边全是硬结，针头扎进去要使劲推。 ”
这次成了。
但怀孕六个月时胎膜早破，在产房保胎保了十二天。
周红说那十二天她每次进那间病房都看见方姐儿媳妇平躺着，两腿垫高，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
方姐白天上班晚上陪床，瘦了七斤。
孩子最后没保住。
二十六周，生下来七百克，在新生儿科插满管子活了十九天。
方姐结账时住院总费用是八万四千三百零六块，医保报销完自己掏了五万一千多。
她站在收费窗口前，把银行卡递进去又抽回来，问能不能分两次刷。
周红说到这里，我手里那杯水已经凉透了。
客厅里挂钟的秒针走一格响一下，声音特别刺耳。
“这还不是最让我难受的。 ”周红把凉水一口灌下去，“上礼拜我们科来了个女的，四十二岁，做试管。 她每次来都穿同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兜里装着用塑料袋包好的零钱。 取卵那天她选了不打麻药，省八百块。 我站在她旁边，看她攥着床单，指节发白，一声没吭。 ”
取完卵她下床，扶着墙一步步挪到休息室，从布包里摸出一个凉馒头啃。
周红给她倒了杯热水，她连说三声谢谢，说省下这八百块够买三天的促排针。
“她丈夫呢？ ”我问。
“在广东打工，说请不了假，扣一天工钱三百。 ”周红把橘子拿过去开始剥，指甲掐进皮里，汁水溅出来，“她婆婆陪她来的，坐在走廊里一直念叨‘这回再不成，就抱养一个算了’。 声音不大，但候诊区每个人都听得见。 ”
周红说那个四十二岁的女人移植后第十天自己来抽血，hCG只有一点几。
医生让她停药等月经。
她站在诊室门口，把化验单叠成小块塞进棉袄内兜，然后问医生能不能把之前没打完的黄体酮针剂退掉。
医生开了退药单，她拿着单子去药房。
药房说拆封的不能退。
她站在药房窗口前，手伸进兜里摸着那几张退药单，半天没动。
后面排队的人催她，她才慢慢转身往外走。
周红那天正好去药房领耗材，看见她蹲在医院后门台阶上，面前摆着七八支黄体酮针剂，用塑料袋垫着。
有个收药的人经过，给她二十块钱全拿走了。
她攥着那张二十块，在台阶上又坐了很久。
“我站在二楼窗户后面看她。 ”周红把剥好的橘子一瓣瓣掰开，没吃，摆在茶几上，“她坐的那级台阶旁边有一片水渍，是空调外机滴下来的。 水滴在她左边肩膀上，她也没挪。 ”
我问周红，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她把最后一瓣橘子放回茶几，抽了张纸巾擦手，擦得很慢，每根手指都擦到。
“我干这行十二年，见过太多人以为试管就是‘花钱买个孩子’。 方姐家花了十七万，那个四十二岁的女人花了六万三，都是东拼西凑的。 成了的欢天喜地，没成的连哭都找不着地方。 促排针打在肚皮上，淤青一片叠一片，取卵针从阴道壁穿进去，有人疼得下不了床。 移植完躺十四天，吃喝拉撒不敢动，最后没着床，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
她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你写东西的，有机会跟人说句实话。 试管这事，不是花钱就能成，也不是遭罪就有结果。 我见过连做五次都没成的，最后一次失败那天，她丈夫在走廊里扇自己嘴巴，说对不起她。 她拉着丈夫的手说回家吧，不做了。 两个人坐电梯下楼，电梯门关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她从兜里掏出个东西扔进电梯角落的垃圾桶。 ”
周红说那是个用红绳系着的玉坠子，上面刻着“好孕”两个字。
那是她第一次移植时婆婆去庙里求的，一直贴身戴着。
周红走了以后我坐在沙发上没动。
茶几上摆着她没吃的橘子瓣，有一瓣的筋络没撕干净，白色细丝在灯下特别显眼。
我拿起一瓣放进嘴里，酸得腮帮子发紧。
我想起方姐儿媳妇，想起那个四十二岁穿碎花棉袄的女人，想起周红说的那个在电梯里扔掉玉坠子的背影。
她们的脸我一个都没见过，但周红说话时的语气和停顿，像针一样扎在我耳朵里。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起来喝水，看见窗外对面楼有一户亮着灯。
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阳台上晾的一排小衣服上，有粉的有蓝的。
我不知道那户人家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
第二天我给周红打电话，问她那个四十二岁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周红说她又来了，换了件深灰色的旧羽绒服，袖口磨得发亮。
这次她选了自然周期，不吃促排药，就取一个卵。
取卵那天她没啃馒头，从兜里掏出个保温杯，里面是小米粥。
她说她丈夫从广东回来了，在工地搬砖，一天两百八。
“成了吗？ ”我问。
周红那边有产房呼叫铃在响，她说了句“回头再说”就挂了。
过了一个礼拜，她发来一条微信，就两个字：成了。
我问她细节，她没回。
又过了三天，她发来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产房走廊，一个穿深灰羽绒服的女人坐在轮椅上，怀里抱着个襁褓，旁边站着一个黑瘦的男人，正低头看孩子。
男人的手悬在襁褓上方，不敢碰，手指在发抖。
周红在照片下面写了一行字：今天出院，住院费一万九千八，医保报完自己掏了六千二。
她丈夫把工钱结了，正好六千三。
我把那张照片放大，看见女人脸上没有笑，就是盯着怀里的孩子看。
男人的侧脸被走廊灯照得发黄，颧骨很高，嘴角绷着。
轮椅旁边的地上放着一个蛇皮袋，里面鼓鼓囊囊，应该是他们的行李。
我想起周红走那天说的话。
试管这事，不是花钱就能成，也不是遭罪就有结果。
但总有人把最后一点力气押上去，押完了就坐在台阶上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结果。
周红后来没再跟我说过试管的事。
上个月她闺女升学宴我去了，在城东一家酒店，办了十二桌。
周红穿着新买的红毛衣，挨桌敬酒，笑得眼角全是褶子。
她闺女站在台上讲话，说感谢妈妈这么多年辛苦培养。
周红在台下抹眼泪，手还在围裙上擦。
那围裙是酒店统一发的，上面印着“喜宴”两个字。
她擦眼泪时围裙上的金粉蹭到脸上，亮晶晶的一片。
散席时我在酒店门口碰见她，她正往塑料袋里装剩菜。
看见我，她直起腰说：“那个四十二岁的女人，孩子满月了，七斤六两。 她给我发了照片。 ”
我说那挺好。
她把塑料袋系紧，拎在手里，看着酒店门口来来往往的人。
“好什么好，她丈夫又回广东了。 她一个人带孩子，住在城中村，房租一个月一千二。 她跟我说，等孩子断奶她就去夜市摆摊，卖炒粉。 ”
周红说完把塑料袋往肩上一甩，转身走进酒店旁边的巷子。
巷子口路灯坏了，她的红毛衣在暗处晃了两下就不见了。
我站在酒店门口，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带着一股炒菜的油烟味。
我掏出手机想给周红发个信息，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说什么呢。
说她接生的那些试管孩子，说方姐取空的存折，说那个蹲在药房窗口前的碎花棉袄。
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在产房走廊的塑料椅上，在收费窗口的刷卡机前，在城中村出租屋的木板床上。
谁也不会把这些事写进请柬里，但他们都真实地存在着。
周红后来再没主动提过这些。
我偶尔刷到她朋友圈，都是闺女的学习成绩和老公做的晚饭。
上星期她发了一条：今天接生五个，母子平安。
配图是产房窗台上的绿萝，叶子油亮亮的。
我点了赞，没评论。
我知道那扇窗户后面，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有的成了，有的没成。
有的笑着出院，有的空着手回家。
周红都看在眼里，然后换好衣服下班，去菜市场买三块五一斤的鸡蛋，回家给闺女做西红柿炒蛋。
这就是日子。
不管你在产房里经历过什么，出了那扇门，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
那些没成的，那些成了又没保住的，那些保住了却养不起的，都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变成深夜里一盏亮着的灯，变成阳台上一件小衣服，变成手机相册里一张不敢删也不敢看的照片。
周红那天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她说：“你别觉得这事离你远，说不定哪天你身边就有人要去遭这个罪。 到时候你别问‘成了没有’，你就给她倒杯热水，热的。 ”
那杯水得是热的。
这话我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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